“小环境”对莫言成长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9-06-14   浏览次数:
    人的成长离不开一定的环境,而环境对人的一生虽然不起决定作用,却为人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必要的客观条件,产生重要影响。从接触的范围来看,它可以划分为“大环境”和“小环境”两种。“大环境”即国家、地区和整个社会,“小环境”即能够直接接触的工作和生活范围,包括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居住区域等。“大环境”可能是一代人或几代人共同遇到的,对人的影响是共性的,而每个人因经历不同所处的“小环境”各不相同,受到的影响也千差万别。
    与同龄人相比,莫言的人生经历相对复杂和特殊一些。他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回家“放牧在荒原”。在家乡务农、打工至21岁时,艰难地入伍当兵,期间先毕业于军艺文学系,后又拿到了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的文艺学硕士学位。从军20多年后,他转业到检察日报社,10年后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至今。不同的人生阶段,所处的环境对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和交叉错综的。 
 家庭:起锚远航的港湾
    莫言的成长与成功,与家庭影响关系密切。莫言的家人可能并非有意地运用什么方法、培养他成什么才,但他们通过言传身教,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家庭教育的三个重要原则:
    以德为主。莫言的大爷爷、爷爷和父亲都是品行端正、忠厚诚信的农民。他们很注重对孩子品德、心理和意志品质的培养,通过自己的言谈举止给子女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的精神和品格。莫言的母亲宽厚仁慈,坚强乐观。她自己舍不得吃,把半碗饺子给了乞丐。为卖白菜多算了买者一毛钱而懊悔不已,批评莫言“让娘丢了脸”。莫言小时候怕母亲寻短见,母亲便对他说:“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所有这些,都震撼了莫言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因材施教。莫言很小就显露出对文学的兴趣,他作文好,喜欢看小说、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演节目。大爷爷、爷爷顺其自然,经常给他讲神仙鬼怪、历史传说等,是他最早的启蒙老师。莫言的大哥是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对莫言的写作由充满忧虑到全力支持,给予写作上的引领与帮助。他多次给初学写作的莫言修改稿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不囿于传统、勇于探索创新也是大哥向莫言提出的谆谆告诫。
    宽严相济。莫言的大爷爷、爷爷、母亲和叔叔等,一直对莫言比较宽容,原谅莫言偶然犯的小错。小时候,莫言因偷吃了生产队一个萝卜被父亲往死里打,是爷爷的一句“不就是个鸟操的萝卜嘛”解了围。父亲则严厉方正,不怒自威。莫言称他咳嗽一声,吓得自己“屁滚尿流”。这固然是夸张说法,但他对孩子的要求确实异常严格。由于担心后辈“学问不成,庄户不能”,父亲对子女教育十分严厉,每次考试之后都要看成绩单,若考得不好即严加训斥。莫言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父亲的严厉,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还真是不好说。”
    莫言曾说,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写出很多名篇,而是有一个幸福家庭。其实可以这样说,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是莫言成功的保证。莫言参军前曾与杜芹兰同在棉油厂上班,两人相恋结婚,从此同甘共苦,夫妻恩爱。因为时间大多被写作占据,莫言的许多生活细节都由妻子包办。正是因为身边有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莫言才能集中精力进行创作。
学校:指点迷津的灯塔
    莫言就读于大栏小学时,同是文学爱好者的张作圣老师对莫言的特长教育值得称颂。他最早对莫言的文学才华加以肯定,是莫言文学上的启蒙者。当年每周两堂作文课,他总是点评莫言作文,写上密密麻麻的评语。他经常给莫言“开小灶”,探讨作文秘诀,教莫言如何写好作文。他经常把莫言的作文当做范文在班上宣读,并推荐到农业联合中学当范文。他还借书给莫言看,支持莫言看“闲书”,并通过家访让莫言父母转变对他看“闲书”的态度。
    1984年,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受益匪浅。首先,他遇到了对自己钟爱有加、全力栽培的恩师徐怀中主任。徐主任亲自帮莫言分析作品,找出毛病,探寻独特的创作道路。他凭着自己在文学界的威望,向报刊和出版社推荐,对莫言予以无私的点拨与扶持。其次,当时诸多行业的专家学者和著名作家纷纷前来举办讲座,这些讲座信息密集,五花八门,虽不成系统,却带来了各自新鲜的文艺观念,新知识、新方法、新感受层出不穷。过去,莫言都是遵循传统的文学理念,基本上是主题先行,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公式化、模式化的缺陷。军艺“八面来风”式的教学方法,使莫言头脑中固有的文学观念受到多种学科领域的轮番“轰炸”,从此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他认识到过去写作的狭隘,彻底解放了思想,改变了文学观念,小说创作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两年之后,莫言又进入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创作研究生班学习,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完善了知识结构,增强了文学素养,提高了写作水平。
工作单位:助力前行的风帆
    莫言20多年的军旅生涯辗转多地,先后在黄县、保定、延庆和总参政治部等服役。令人欣慰的是,不管在哪里当兵,部队的领导、战友都曾关心和帮助过他,热情鼓励他复习、考学、上学,支持他业余阅读名著和进行文学创作。在黄县,部队领导无视针对莫言成分不好的告状信,毅然信任他、保护他、留住他,给他腾出屋子复习文化课考军校,还发展他入了党。在保定,部队领导爱惜人才,还专门去找上级求情,破格实现了他提干的愿望,并支持他写作和外出体验生活,于是他开始在《莲池》杂志发表作品,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延庆,他进入军艺文学系学习两年,获得了宝贵的让他受益终生的进修机会,从此因佳作不断而走红。在总参政治部,他成为文化部创作员,开始专业创作,有了时间和精力上的保证。另外,军营无疑是个锻炼人的地方,莫言长期在部队工作和生活,在军营中成长,站岗放哨,教学写作,磨炼了意志,提升了素质。
    莫言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影视部工作后,报社领导只要求他写一部电视剧,一月讲两次课,不用坐班,可以在家专门搞创作,给了他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报社领导为他接触社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他有机会跟领导外出参观和采访,了解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一个专业作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莫言自己回忆说:在报社,我与上上下下关系非常融洽,报社领导和同仁们都对我很好,给我提供过很多帮助,以致让我不知道该感谢哪一个。
地域文化:文学创作的源泉
    齐鲁大地孕育了齐鲁文化,而实际上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与重规范,主张中庸平和,“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文化相比,齐文化更崇尚思想自由,尊重异端邪说,甚至敢于任其鬼怪之说泛滥,开放包容,狂放不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表现出开放旷达的辉煌气度。这显然是一种更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文化。高密居“齐地”腹部,民间文化有着浓郁的齐文化色彩。莫言在浓郁齐文化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熏陶中长大,浸润高密东北乡每一寸土地的齐文化气息,在他的生长期遗传到基因里、融入到血液里、铭刻在脑海里,成为他感知世界的初始方式和创作的源泉。齐文化为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浓烈的文化氛围,从而为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调。
    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将梦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高密的传统文化中有历史名人郑玄、晏婴、刘墉,谓之“三贤”;还有艺术方面的泥塑、剪纸、扑灰年画和茂腔,谓之“四宝”。历史传说中有孙文抗德、“孙家口伏击战”和“公婆庙惨案”、“野人”刘连仁的故事等。至于那些稀奇隐晦的神话鬼怪传说、民间故事,更是汗牛充栋,无穷无尽。莫言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良文化氛围和大量的创作素材,从中吸取营养,为我所用,成就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学佳作。
    一个人出生的家庭和所处的“大环境”无法选择,不可改变,但有些“小环境”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小环境”对人具有重要作用,人也可以“反作用”于“小环境”。莫言其实就是驾驭环境的高手,他在环境面前的选择和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方法,对我们有着启发和借鉴意义。 
善于利用环境

 

    为了使自己更好地生存与发展,有时候要利用、适应“小环境”。一个人置身部队,属于个人支配的时间是比较多的。莫言充分利用这一特别长的时段,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文化,阅读文学名著,并开始了艰苦的文学创作。在军艺学习期间,有恩师指点,有写作竞争的氛围。面对天赐良机,莫言白天听课,晚上阅读和写作,于是有了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等多部作品的问世。他的创作此时呈“井喷”状态,两年写了上百万字。在检察日报社,莫言十分珍惜那段人生积累与文学创作的“黄金岁月”,勤奋笔耕,写出了长篇小说《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三部长篇小说,还有大量中短篇小说、散文和戏剧等,收获颇丰。
及时更新环境
    一个人通过主观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乃至更新“小环境”,寻求更为有利的成长空间。莫言在家乡煎熬了21年,度过了他苦难的幼童时期和在生产队劳动、到棉油厂打工的艰苦岁月。为了改变不幸的命运,实现自己“一天三顿吃饺子”的作家梦,他费尽周折,克服重重阻力于1976年参军入伍,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大转折。倘若没有20多年在部队的学习与历练,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莫言。
    在《丰乳肥臀》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经历了尖锐的批判、无力的辩解,参军21年的莫言觉得该离开原来的环境了。他于1997年主动提出转业的请求,很快就被批准,到了检察日报社工作。另外,部队作家身份使得他无法以个人身份自由地出访西方国家,更好地进行民间文学的交流,也是莫言转业的一个原因。至于后来从报社又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则无疑是为了更好促进其文学事业的发展。
身处逆境不气馁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有顺境也会有逆境。那么,能否经得住逆境的打击,是成长道路上的严峻考验。莫言“少时辍学牧牛羊”,失去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所受的苦难比同龄人要多。在高密东北乡忍饥挨饿、落寞孤独、屡遭歧视,使他遭受了心灵的创伤和刺激,极大地影响了他未来的生活与文学创作。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段特殊经历,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昏暗时光。面对不幸和苦难,莫言没有怨天尤人,自甘沉沦,而是把恶劣的环境当做上帝的恩赐和宝贵的财富,凭着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在劳动之余勤奋刻苦地学文化、读名著,如饥似渴地听故事,在广袤的原野上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为将来的文学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初他既爱又恨的高密东北乡,最终成为他文学的幻境、创作的根基。正所谓: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
    上世纪九十年代,莫言倾力“打造”的《丰乳肥臀》在《大家》杂志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不少人的攻击谩骂,深陷非议泥沼。“商业”的初衷栽到莫言头上,甚至被扣上了反动、反党的“大帽子”,他被迫违心地写检查及写信去阻止自己的作品出版。面对《丰乳肥臀》给他惹来的麻烦和受到的非议与不公,他默默忍受,心地坦然,始终坚信自己写的是一部神圣庄严的作品,相信《丰乳肥臀》在被骂过之后仍然还会在读者中流传,迟早会有公正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发现《丰乳肥臀》的价值。历史已经证明,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
(作者单位:高密市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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