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

发布时间:2019-08-29   浏览次数:
    莫言和他的红高粱,一直是山东高密的名片。2012年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莫言,全世界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高密。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为: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以中国本土作家身份斩获诺奖,极大地提振了中国文学的整体士气,对中国文学具有里程碑和划时代的意义。
    从整个社会对文学的重视与迷恋来说,我们通常把80年代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在80年代,文学是全社会关注的中心,文学不仅走在文艺界与思想界的前面,而且走在整个时代的最前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获得了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和自身的“主体性”,各种文艺思潮此起彼伏,莫言这代作家,正是在那时开始崭露头角。随着商业经济大潮的不断冲击,文学逐渐被边缘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言获奖掀起的“莫言旋风”和“莫言热”,对中国文学的前景,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莫言斩获诺奖作为中国文学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以后一个时期,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巨大而持久的推动力。相信会有年经人由此而点燃他们对文学的梦想,当年弃文下海弄潮的文化人,有可能也会重新审视他们冷淡已久的文学。
 
我与莫言
    因为少年时代就喜欢文学,因为和莫言同为山东人,所以,莫言和他的小说,他的高密东北乡,我是耳熟能详的。我的故乡地处山东诸城的东北角,是诸城、安丘、高密三县的交界。套用莫言的话应该是诸城东北乡,但我把它称为潍河滩。从大的地理上讲,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也属于潍河流域。潍河,古称潍水,发源于莒县箕屋山,上游流经莒县、沂水、五莲,从五莲北部进入潍坊市,流经诸城、高密、安丘、坊子、寒亭市区,在昌邑市下营镇入渤海莱州湾。潍河流域有一条明显的文化带,从潍河的源头数起,有传说中的大舜和大禹、孔门弟子曾子、文艺理论家刘勰、齐国名相晏婴、孔子的女婿、能识鸟语的公冶长、经学大师郑玄、建安七子之一徐干、三国时北海相孔融、《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金石学家赵明诚、跨越明清两朝的小说家丁耀亢、清朝高官、文人窦光鼐、宰相“刘罗锅”刘墉,现当代作家王统照、王愿坚、王希坚、臧克家、李存葆等等。这些潍河流域的本土名人和苏轼、李清照、郑板桥等自外流入的大文人,一起形成了潍河流域独特的文化景观。当代作家峻青的名作《黎明的河边》中的河,就是指潍河。如果把潍河流域影响面和范围再扩大一点,则有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贾思勰、蒲松龄们生于斯长于斯。
    我的家乡和莫言的家乡虽然是近在咫尺,但我和莫言先生一直未曾谋面。其实一个人喜欢一个作家,只要好好地认真地读他的作品就可以了。读作家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见面。我看的莫言的第一个小说是《大风》,是我读小学时,在一本潍坊教育局编的《潍坊现当代作家文学作品选》中看到的。那本书里收有莫言的小说《大风》,韩钟亮的小说《过年》,还有张中海的现代诗《玉米地》等。在《大风》中莫言写了爷爷,一个孩子眼中的爷爷。爷爷割了一车子草后,推着草和我,顺着河边的一条大堤往回走,途中遇上了龙卷风,爷爷推着满车草和我与大风悲壮地进行搏斗。最后当大风过后,整整一车草,只剩下了卡在车梁榫缝中的一根草。爷爷就推着我和那一根草,回了家。很多年后,我读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后,我知道,莫言是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得到启示。写作《大风》时的莫言,已经有了向大师们学习,并超越大师的梦想和野心。那个草甸子,那河堤,就是他后来构建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原始雏形。
    与莫言的第一次文学意义的接触,要上溯到1980年。其时我还上初中,那时全国正在如火如荼地放映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我是知道《红高粱》的,我读过小说,知道作者是莫言,是高密人。我初中时的一个朋友陆金宝那年还送我一本他买的《红高粱家族》。那时我家庭拮拘,经济上不宽裕,我读书差不多都是向朋友和别人借。陆金宝是我们当地一家造纸厂的二公子,为人豪爽,喜欢文学,且仗义疏财。可惜的是,他当年送我的这本《红高粱家族》,在我看完之后,又被班里的很多同学转借,到最后不知所终了。我印象里,到后来,这本书的本来压了一层膜的封面和内文的纸张很多都卷了起来。那是我读的莫言先生的第一本书。
    《红高粱家族》中汪洋恣肆、色彩斑斓的语言,席卷并深深震撼了一个文学少年的心灵。后来的很多年里,我都很自豪,在离我们村很近的地方,出了一个作家莫言。张艺谋也许就是看中了莫言小说中,那种原生态的、原始的、本真本色的乡土和轰轰烈烈的情爱,才拍的电影《红高粱》。当年电影《红高粱》放映之后,很是有一些不同意见。在中国文化圈和影视界,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因其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的亵渎精神,一些当时很有名的、德高望重的作家和艺术家对它的伤风败俗感到痛心疾首,纷纷站出来著文批评,指责它过于粗俗和不节制的狂欢,暴露了所谓的阴暗面,低化和丑化了中国人。我当时的班主任——我写作上最初的引路人——赵金田也站在批判的一边。我看了电影后,受到很深的震撼,很为《红高粱》受到的指谪不愤,就写了一篇影评力挺它,并对一些批判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我大体还记得,自己写了什么“原始生命的充盈和爆发”“张扬了人性、生命意识”和“精神图腾、血性与烈性”之类。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本来站在反方的赵老师,读完后居然对我大加赞赏。身为班主任的他当着全班的面,对我进行了极力的表扬。
    1990年我因为当兵,来到胶州。和诸城一样,这依然是一个和高密相去不远的小城。莫言先生曾经给我的一位大姐张璋的散文集写过一则序:《人人都有一口洁白的牙》,写了他对胶州人的印象,其中里面写到胶州的地瓜,我由此想到故乡的地瓜:我故乡的地瓜,有两种,一种是有面的,煮熟了或者烧熟了,皮能炸裂开,半隐半现很是性感,吃起来像栗子一样香甜可口,要小口吃,吃急了噎人;另一种是烂乎的,煮熟了稀烂稀烂的,软软乎乎,就像熟透了的柿子一样,咬开一个小口,就可以把全部的内容吸到肚子里去,但要小心烫。
    我的朋友宋方金,在1999年时,为莫言先生写了一个小文字《莫言,莫言》。那时我们几个文学青年,聚在一起时,谈论的最多的一个作家,就是莫言。莫言让我们在写作上,有种亲近感,那是一种地域和文学血缘上的亲近。因为莫言有个小说叫《牛》,后来方金也写了一个小说叫《牛》。前段时间我问方金,你当年写的那个《牛》,是不是有向莫言的《牛》致敬的意思。方金说:“嗯。”是的,那时,我们大家都在向莫言学习,他是我们在文学上共同的导师和引路人。莫言对他的故乡周围的诗人和作家的影响是普遍和明显的。我在诗歌中写潍河滩,应该也是受到莫言的启示。
    2007年,我曾经写过一首,与莫言先生有关的诗歌,名为《天堂蒜薹之歌》:
  我不是要为生长在天堂里的蒜薹唱歌
  我是说那天我买了一本书
  书的名字叫这个名字
  作者是莫言 高密人 当过兵
  我因为买这本书
  出了一点事
  买完这本书从书店出来
  被车撞了 如果我那天不去书店
  不买这本书 一定不会出事
  这本书其实是特价书
  在打折区 我本来要离开了
  很多年了转书店成了我的习惯
  那天在书店 我一无所获
  我要离开时眼睛扫了一下特价区
  我后来想 我当时是有一些不死心
  果然我看到了这本散发着故乡泥土气息的书
  我毫不犹豫地买下
  出来 被车迎头撞上
  我感觉到了车的冰凉的发钝的撞击力
  然后看到了血 血从我的黑发之间流下
  急救 缝 包扎 以及住院是紧接下来的事
  期间有亲人 和数位朋友来病房看望过
  也有朋友发来短信
  方金在电话里说 宗宝 你要让莫言
  请你吃饭 你是因为买他的书才出事的
  这就是天堂蒜薹之歌
  我为那些屈死的蒜薹
  为那些愤怒的悲苦的乡人
  为写下这事的莫言先生
  受了一次伤 结果是颈椎错位2毫米
  高密的蒜薹和潍河滩的蒜薹
  都叫蒜薹 它们都要到天堂去
  我有一天也会去那里
  可是那些蒜薹肯定不会认出我
    莫言获诺奖那天,是我的阴历生日。本来吃过饭,也喝过酒了。可是那晚七点,得知莫言获奖后,我还是重新打开了两听青岛啤酒。这是莫言一个人的节日,也是中国文学界的共同节日。一个写作的人,一个同文字打交道的人,应该用酒来庆祝这扬眉吐气的历史性时刻。
    莫言的短篇《白狗秋千架》改编成的电影《暖》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很多年后,我在写我自己的潍河滩系列时,在我的诗歌中出现了一个叫小暖的姑娘。有很多朋友问过,这个小暖是谁。我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直到后来评论家燎原先生有次也问我,宗宝,这个小暖,是不是××。我说不是。其实小暖是我的虚构的一个女子,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后的电影名《暖》,就是我的小暖的源头。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
    莫言用自己坚实的作品,把故乡高密东北乡,带进了世界文学的版图和殿堂。作为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农民精神和道德的作家,乡村文化、齐鲁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因子在莫言的血液中有着深厚的积淀。他的理想精神,深深地扎根于高密东北乡这块土地,这块 “血地”由此也成为见证他不断成功的文学根据地。
    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莫言第一次让老家正式变成了“高密东北乡”。此后,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这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上展开叙事,并向历史的纵深进行不断地挖掘,向广袤的中国乡村作着最大限度的辐射和延伸。通过独特而卓然一家的创作,莫言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生机勃勃的世界性的中心舞台。高密东北乡,因为莫言,而具有了别样的风情和意义。
   据说莫言当年偶然看到李文俊翻译的 《喧哗与骚动》,那篇两万字的序,让他兴奋得跳了起来。他说他要高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把这片土地上的河流,村庄,痴男怨女,地痞流氓,英雄好汉,统统写出,创建一个“文学共和国”。他要做这个“共和国”的国王,主宰一切。于是狭小的“高密东北乡”,成了“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成了集结着反抗、冒险、复仇、情欲的一片传奇味儿十足的土地。
    “高密东北乡”是小说家莫言的灵魂之根、创作之源。莫言在不断的书写中一再地刷新这个地理意义上的名词和概念,赋予它更多更丰富的新的含义。纵观莫言的文学作品,从高密东北乡这片原野升腾而起的关键词应该是:红高粱、酒、饥饿、屈辱、反抗、孤独、民间、生命力、自然、狂野、祖先、神秘、历史、血痕、幽默、杂种、狂欢、图腾、冒犯、禁忌、旺盛等等。必须要说一下的是,我们久经熏陶而习惯了的传统审美方式与莫言的文字和审美是有一些抵牾的。莫言打破了那些人为的僵硬的篱笆、界限,他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艺术视角。在莫言这里,每个人物都不再受某种“观念”的挟制,而是自然而然、率性而为地展示他们的灵与肉、生与死、本能与道德。他们就像大地上精力旺盛、无所顾忌的红高粱一样,炫丽而狂野地肆意生长着。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梭罗的瓦尔登湖,梵高的阿尔,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萧红的呼兰河,孙犁的白洋淀,史铁生的地坛,贾平凹的商州。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在描绘自己所最熟悉最热爱的地方或者故乡。那是他们精神的根据地。没有精神根据地,盲目地胸怀世界,表达的可能就只会是一些蜻蜓点水一样零碎而浮泛的公共感叹。好的作家,必须有一个用一生来持续地辨析和陈述自己的地方。这个地方要能真正容纳他的智慧、情感和心灵,能让他激动,让他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和智慧去书写。高密东北乡对于莫言,正是这样一个地方。莫言知道,一个好作家不是动不动就胸怀世界和全天下,动不动就着眼于整个人类如何如何的,优秀的作家必须要经过那道“窄门”。
    中国当代的诗人中,雷平阳也深谙这一点,他只写云南昭通市的土城乡,他写针尖样的疼痛:
  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
  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
  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
  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亲人》)
    同莫言近乎疯狂地热爱和描述高密东北乡一样,昭通市土城乡在雷平阳的诗歌中也是极为核心的一个概念。在阐述自己对故乡的爱时,他甚至用到了狭隘、偏执这样的词,并且用了“针尖”这样的比喻。但就是在如此小的地方里,倾注着他蜂蜜般确凿而深沉的爱。福克纳一生都热衷于写他的那“邮票”大小的故乡,莫言一直在构建他的高密东北乡王国,雷平阳只爱他所寄宿的云南,正是出于他们对“窄门”的重视和敬畏。
    一个有才华和智慧的作家,能吸纳各种艺术资源对他的影响,然后慢慢地把这一切转化为自己的血肉,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面貌。早期的莫言的确深受拉美文学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些手法,他也应用得很娴熟。但他对这些外来的影响,一直保持着警觉。他的内心,终究有一种无法释怀的乡土情结,他一直想对自己的中国心做文学上的确认,他要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的坐标。近年来,他的目光开始转向民间,并尝试对一些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进行他自己的创造性转化。莫言对传统的回退,对民间话语的活用,是一种可贵的文化上的自觉。民间语言在词汇上是最丰富、最“变化多端”的。很多民间语言都有一种巧妙的比喻在里面,老百姓讲话都是借助于某个事物,它多数都是有所指的,是实实在在的,不是空的。这样的民间语言是有摩擦力的,也是富有生机的。只有不断地聆听活跃在老百姓口头上的生动语言,我们的语言才能保持足够的新鲜和活力。这是莫言和他的成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文学是有出生地的,诗人米沃什在回忆录中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这个“谨慎”,使他知道自己所能看到的现实是有限的、具体的、窄小的,而伟大的写作,往往就是从一个很窄小的路径进入现实,再通达一个广大的人心世界的。同米沃什一样,莫言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他知道自己的有限,他一直向故乡和民间学习并致敬着。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这“窄门”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
    莫言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在历经先锋性与本土性、实验性与民族化,多年的相互碰撞、摩擦和交融之后,莫言已经完全摆脱了前辈和大师们对他的影响与笼罩。他近年来的一系列小说文本,正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本土化和民间化的,蕴藉而又阔大的,素朴澄明的叙述面貌。
 
莫言的作品特色和写作立场
    莫言是一位深具民间性和叛逆性的作家,他的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一直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文字是野生的、天然的。他小说中密集繁复的意象和富有色彩感的语言,像黄金一样,具有很好的韧性和延展性。他的作品浑厚饱满,元气充沛,天马行空,生动鲜活。无论从强度、深度还是从阔度上,都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开拓性和启示性的意义。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汪洋恣意、收发由心的杰出的语言驾驭能力,使他的小说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存在。
    莫言的作品展现了中国农民为生存和尊严而做出的种种悲剧性的挣扎,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真实而复杂的灵魂状态。发表于1985年的《中国作家》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忘的“黑孩”形象,以黑孩的超现实的感觉和超强的意志力震惊了文坛,通过《透明的红萝卜》莫言一夜成名。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完全基于个人丰富的生活累积和真切的人生体验,用艺术直觉所完成的作品。这样类似神品的小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原始、通透、朴素、灵动、浑然天成。它是元初的自然界和人的灵魂冲撞、激荡,所发出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天籁之音。
    莫言是一位具有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和 “日神精神”的作家。在中国汉语中,他是一个得“道”的人。他在他的作品中“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他实践并持守着暴力美学的艺术精神。他的写作回归到人的原始状态,和人的本色。他十分注重对细节、色彩感、画面感及现场感的处理,并适当加入夸张、放大和变形。他像高密民间捏面人和泥人的艺人一样,用一种强制性的,但又依乎事物天然纹理的语言暴力,在作品中达成了一种惊人的感染力和奇异的艺术视觉效果。由中篇发展为长篇的《红高粱家族》,无疑是莫言最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作品。小说以一种奇异的魅惑力把读者拉进了历史的腹心,让人置身于一个视、听、触、嗅、味完全打通了的生气四溢的世界。在这里理性的神经和罗盘仿佛全然失灵了,传统的审美在这里也统统失效了。在小说中,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须大口呼吸着高粱地里弥漫的那种浓郁的腥甜气息,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和融身于历史的“浑一”的、“3D电影”般的状态会降临到你身上。你会体验天地之间生生不息、周而复始的生命的自然律动,你会感觉自己的灵魂也正参与其中,并回复到了那种久违的狂放不羁、自由、舒展的野性状态。
    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发表于1987年。山东苍山县蒜薹丰收之后,却因为官僚和地痞流氓等原因卖不出去,大面积腐烂在田地上而引起农民骚乱。这件事情引起莫言的深切关注。在故乡的谷仓里,他仅用三十五天,就创作完成了这部二十万字的作品。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充满愤怒和强烈悲悯意识的“底层小说”和当下一些“骨感”的、“旁观者”的、理论大于内容的小说相比,《天堂蒜薹之歌》有着鲜活的灵魂和丰满的血肉。小说充满了在场感,你可以读到他的体温,读到他的热血,他的悲伤和他丝毫不加遮掩、不加修饰的爱与恨。
    长篇《檀香刑》是莫言转型期的、具有典型中国气度和叙事风格的作品,在小说中,莫言把西方作家对他的影响完全内在到了自己血液里。《檀香刑》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莫言。在《檀香刑》中莫言完成了在经历了西方文学和拉美文学的洗礼之后,在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中重新为自己的写作找点和定位的问题。他的写作,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性的层面,潜心修炼多年,他向世界奉献出了全新的莫言式语调和行文方式。
    《生死疲劳》是一部中国农民回归土地的深刻反思之作,主题宏大、深邃,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内涵。莫言没有通过小说去重新评价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等等政治运动的历史功过。他突出表达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人的尊严的不可侵犯,以及农民与土地之间难解难分、纠结缠绕、盘根错节的血肉情缘。莫言在小说中淡化了阶级的观念,站到一个相对超脱的高度,对争斗的双方进行一种人性化的表述。在中国,有很多区域是写作的禁区,莫言知道这些禁忌。莫言的聪明在于他在语言和立意上的含糊其辞和顾左右而言它的叙述策略。对艺术家来说,这是另一种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迂回性的勇气。在敏感与不敏感之间,他总能找到那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的大师级的作家的真正过人之处。
    莫言一直把写人物作为唯一的目的。即使是当年最先锋的小说家,也已经意识到,小说还是要写人,写人的面貌,写人内心的面貌,从而揭示整个时代的面貌和一个国家的集体一代人的生存面貌与精神状态。优秀的作家,从来不在作品里展示他们的所谓趣味,他们展示的是他们对世界的野心。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描写了百年中国大陆沧桑变化史,小说彻底颠覆了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十年的官定历史叙事模式,对文革、经济热等很多政治事件和问题,都做了很好的揭示和深刻的历史性反思。然而这部获十万元大奖的《丰乳肥臀》和当年的《红高粱》一样,一面世就饱受争议。左边是鲜花、桂冠和掌声,右边是荆棘、棍棒和责骂。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的大力肯定和更多火力凶猛的批判与攻击,又一次把作家莫言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那一年后的莫言,带着强硬的自信和些许的悲情,自己默默地选择了转业。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承受力。正因为有离开军队时的那哑然无声、块垒难消的背影,才有了后来在艺术上突飙猛进、更加沉实而厚重的作家莫言。
    我个人非常喜欢莫言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蛙》。我以为《蛙》是目前为止,莫言最好的长篇。《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反映了“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与影响,以多端视角精准、老道地呈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理性思考。《蛙》为“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题材提供了一种非常感性而又十分个人化的角度。莫言在《蛙》中是设置了巨大的象征意义的,蛙的前身是蝌蚪,蝌蚪和人类的精子在外形上是极为相似的。蛙的生育,和计划下的人的生育是多么不同!但莫言只是展示这些,他不表达他的态度。虽然是对所谓国策的冒犯,但莫言显然要比一些激进、激烈的作家要聪明并高明的多。他拥有一个强大的消化力惊人的艺术之胃,他深谙写作上的平衡之术。正因为如此,莫言在小说中涉及到政治和政策又超越了政治和政策。在读《蛙》的过程之中,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年那个天马行空、舌灿莲花语词绚烂之极、热衷于喋喋不休的莫言似乎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平实而诚恳的白描,是现实主义的内敛与深邃。整部小说节制异常,情绪和文字中规中矩,抵达了一种殊为难得的澄明通透之境。如果说莫言之前的小说是一种恣意的狂欢,一场文字的盛宴,但到了《蛙》,则是冷静的、内敛的、厚重的、沉实的。莫言在《蛙》中展现出了一种伟大而坚忍的、震撼人心的疼痛和慈悲。
    好的文学,一定是让人不舒服的文学。文学,一定不要让人舒服,要让人感觉到不舒服才好。莫言始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和愉快的作家。在他眼中,真正的文学和艺术,应该富有挑战性和冒险性,敢于对大众趣味和审美常识进行冒犯。莫言在一次访谈中说:“我有一群坚决的反对者,而且这些人中许多很年轻。这个群体对我来说很重要,这说明我的写作触及到某些讳莫如深的领域,我的存在让他们很不舒服,这正是我的价值。”一个作家,在处理绕不开自己的良心和时代的良心时,应该做出一些必要的自身的牺牲。如果一个作家,从未遭受过来自任何一方的批评和批判,所有人对他都是异口同声、众口一词的表扬和称赞,这样的作家是令人生疑的。没有任何批评衬托的表扬和称颂,是苍白无力,也没有价值可言的。如莫言所言,评论界和读者们对他的巨大争议,正是一个作家存在最大的价值。莫言强调,自己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他不是居高临下的,他是身在其中的。中国大地上,那些形而下的,底层的,卑贱的,被俯视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被忽略的群体,正是莫言所在的群体。对于饥饿和屈辱,他有切肤之感。他在他的作品中诚恳地表达着自己,他为自己的良心而写作,为真正的读者而写作,为人类苍茫的灵魂而写作。
    我相信莫言一直是孤独的。哪怕,在今天,在获得了这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孤独感和苍茫感仍然深深地留在他的体内。像早年的那一根透明的红萝卜,或者高密东北乡某一株孤立无援但又野性难驯的红高粱。我相信这弥足珍贵的孤独和苍茫,在神奇而丰饶的高密东北乡,会生长出更多,更伟大的,充满艺术良知与灵魂品性的文学作品。
 
 (作者  韩宗宝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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