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中的梦幻书写

发布时间:2019-09-02   浏览次数:
    发表于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的成名作。莫言曾说过这篇小说的写作源起:“1984 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宿舍里做了一个梦。梦到一片辽阔的萝卜地,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从那草棚里走出了一个身穿红衣的丰满姑娘。她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初升的红太阳,对着我走来。这时起床的号声响了。我久久地沉浸在这个辉煌的梦境里,心里涌动着激情。当天上午,我一边听着课,一边在笔记本上写这个梦境。……我以前的作品里都没有‘我’,这篇小说里写的几乎全是‘我’。这不仅仅是指这篇作品是在一个梦境的基础上构思,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篇作品第一次调动了我的亲身经历,毫无顾忌地表现了我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写出了我童年记忆中的对自然界的感知方式。”他借用了梦中一个难忘的意象,并不是对梦的真实书写。但梦也是这篇小说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不仅是创作的重要动因和灵感的来源,也形成小说的特色。其中的黑孩宛若星外之人超离于现实环境,他对过去的回忆和对自然声色的诗意感觉,使《透明的红萝卜》弥漫着梦幻般的色彩。
    这种因梦而文的创作现象在文学典籍中多有记载,如葛洪《西京杂记》所记司马相如“梦一黄衣翁谓之”作《大人赋》、扬雄“梦吐凤凰”作《太玄经》,《太平御览》中记汉代著作家赵岐因梦作《三辅决录》等等。在世界文学史上,在弗洛伊德之前作家们就意识到文学与梦的密切联系,卢梭自述《新爱洛依丝》是热烈幻想的白日梦的产物,歌德说自己因失恋而痛苦,像梦游那样几乎无意识的写成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柯尔律治也说他的诗歌《忽必烈汗》完全是一场飘渺梦幻的记录。作为人类精神和意识的一种自然现象,梦同样也是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对象。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众多写梦的作品,如被陈梦家称为“实为小说之滥觞”的《汲冢琐语》即是“诸国卜梦妖怪相书”,其后,写梦之作不绝如缕,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汤显祖的“四梦”,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曹雪芹的《红楼梦》更是中国文学的顶峰之作。梦的不可把捉、无从寻觅的神秘含混、怪诞无稽的特性,梦中虚幻却又真实的生命体验,与主体和现实象征性、暗示性的诗学关联,也使它成为一种非常普遍而有效的艺术手段,为作家们所钟爱。鲁迅和巴金同样是筑梦的高手,《野草》收录的23篇散文诗中(《题辞》除外),即有10余篇直接写梦,巴金的著作中也有几十次涉及到梦。这些在源远流长的文化和文学史上已经成为一种潜在基因,沉淀于历代作家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
    莫言曾称余华为当代文坛上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他创作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仿梦的小说,使莫言感受到“一种由悖谬的逻辑关系与清晰准确的动作构成的统一所产生的梦一样的美丽”。在创作实践上,莫言自己更是一个清醒的画梦者,长篇十有八九,如《食草家族》《十三步》《生死疲劳》《红树林》《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蛙》,短篇如《挂像》、《大嘴》《拇指铐》《屠户的女儿》《小说九段》《学习蒲松龄》《战友重逢》《梦境与杂种》《良医》《五个饽饽》等等,书写了或详或略的几十个梦。这种对梦的痴迷在当代作家中也许无有出其右者。
 
    莫言开发着梦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刻画人物、结构故事、表现主旨、风格形成,梦在文学中具有的多重功效与美学价值,也都体现在莫言的小说中。通过梦隐晦未明地暗示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命运、或事件的缘由,但又因为是梦,虚幻、模糊、不确切,故事往往多义而含混。莫言梦境书写不仅在结构上往往具有重复叙述的艺术效果,更在真实、虚幻与怪诞的迷雾中渗透了其独特的生命体验。
    表现人的潜意识和情感心理,是梦在心理学层面最基本的功能。《拇指铐》中男孩阿义在死亡前的昏迷中梦见自己挂在悬崖,即将掉入深深的山涧时,母亲身披白布飞来把他带上天,正在欣慰母亲病好之际,母亲的脸、鼻子、舌突然变得像鬼一样。他惊叫,从天上倒置下去,然后惊醒。梦中再现的意象是离奇怪诞的,但作为阿义潜意识的浮升,也都可以得到诗性的阐释:悬崖、坠落、母亲、鬼,既是阿义对自身此刻困境的意识,期望亲人的援助之手(现实中,所有路过的陌生人都那么冷漠),却可望而不可及;又是心念母亲病痛,担心母亲死去的心理反映。母亲身披白布上天,突然像鬼一样的面孔,这些与死亡相关的意象,也如《天堂蒜薹之歌》中四婶和高马梦中的金菊,借由梦境暗示了可怜母亲的死亡。《红树林》写了林岚的几次梦。作为南江市常务副市长的林岚打算建造珍珠节的大舞台,下令将珍珠小海的房子搬迁,当她走进小屋,看见了小海的眼睛,从此之后,这双满含敌意的眼睛经常在她梦中出现。在丈夫秦小强自杀之后,林岚经常梦到他曾经一闪而过的凶狠表情,使她感到这才是他的真实面貌,以及梦到秦小强咬住她的奶头要奶吃并大声嚷叫的怪诞情景。这些梦大都是略写,是现实中人物、事件对林岚心理情感影响的结果。它并不对故事的展开和发展产生作用,而如厨川白村所说:“即使是怎样地空想到底的不可捉摸的梦,然而那一定是那人的经验的内容中的事物,各式各样地凑合了而再现的。那幻想,那梦幻,总而言之,就是描写着藏在自己的胸中的心象”。所谓心造梦象,他人敌意的眼睛,凶狠的表情甚至吃奶的怪诞都是林岚自我的心灵编排,是在剥离了白天的压抑之后,以梦境真实展露了她作为一个时代风云和政治场中的悲剧女性,人性深处对自身诸多虚伪和乱伦行为的反省、恐惧和厌恶等复杂的体验。经由梦境,我们才潜入了人物的内心深处探寻到她的深层情感。
    同样是林岚的梦,在继母死后,她下井去找金牛,捞上来的却是人的头盖骨的梦,更是对只为她一人所知、充满神秘色彩的金牛传说划上的一个句号,在故事构成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梦的这种结构功能和表现功能往往是统一在一起的。《小说九段》写老莫因白天广场上的驴人而梦见自己变成驴人乞讨,一个叫小熊的女孩子投下了一枚硬币,这仍可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潜意识的呈现。这个梦似乎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它显然与白天的故事平行存在,相互生发,对小说而言同样重要。它使故事由事件的书写转向人心的发掘,主题更为丰富含蓄。故事在老莫流泪大喊小熊名字时戛然而止,就如序幕刚刚拉开即已结束的演出,留下更多的空白让人去想象和填充。《蛙》中蝌蚪和小狮子参观牛蛙养殖场,“后来经常在我梦境中再现的是种蛙池的景象”,简洁而貌似客观的梦境叙述,既包含着借腹生子等与养殖场复杂关系中不便明说的心绪,又在结构上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小说接下去即叙述现实中在养殖场所见。《屠户的女儿》以儿童“我”的视角讲述妈妈和外公的故事。这是一个有着童话般眼睛和想象的孩子,在她的眼睛里,只看到了宁静的生活和妈妈的爱,使叙述充满了温暖美好的诗意。直到有一天“我”被周围人当作妖精、人鱼怪,我们才知道,这个纯净如天使般的孩子——“我”,是一个有着“两条像鱼尾巴一样的腿”的畸形儿。小说并没有就此说明造成畸形的原因,而是紧接着写了“我”的一个梦。在梦中,妈妈用木棍敲打外公,血从外公头上流下来,外公并没有言语和反抗。等到第二天外公真的不见了。正是这个梦境的存在才以暗示的方式完成了“畸形儿”的叙述,又给人留下很大的演绎空间。同样,因是梦,“我”并未将之当真,这使对现实悲剧的讲述依然轻柔和平静,从始至终保持了诗化的特征。
    以梦幻写现实,借虚幻寓真实,是莫言小说中常见的艺术手法。《屠户的女儿》《拇指铐》《我们的七叔》等莫不如此。《生死疲劳》第四十四章开端即是蓝解放的一个梦。直接从梦境写起,在章法上,类于《红楼梦》二十四回小红梦贾芸,“不见后文,不知是梦”,产生了化虚为实的阅读效果。它的背景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后,已改回西门姓氏的金龙成为村党支部书记,他野心勃勃,敢想敢干,甚至有时不择手段,小说第三十八章透露了金龙要让高密东北乡成为人间福地的宏愿。此后一直到四十三章,都没有再描写金龙的作为,而集中于蓝解放情感生活的叙述。蓝解放仕途顺利,却陷在婚姻情感的困境里。几年过去,蓝解放已经从县供销社政工科长升到了副县长的位置,与庞春苗开启了不伦之恋,打算与妻子离婚,被妻子断然拒绝。在蓝解放的这个梦里,开端并非是与自身紧密相关的生活剪影,而是与金龙有关的各种计划、审批文件,以及他对此事的真实态度和现实无奈,是回目中的“金龙欲建旅游村”,梦境条理清晰。这是以虚写实的一个典型梦境,上承前几章金龙的野心,下启此后金龙的现实行动。在梦的最后突然出现的怪异妻子形象与儿子形象,既以怪见真,使梦境更具真实感,同时照应了蓝解放此刻的情感状况,很自然地接通了梦醒后蓝解放与春苗的情感纠葛叙述。
    将现实出之以梦境,这使对现实的叙述有了一个奇异而陌生化的视角,平淡庸常的日常生活也在梦境中罩上了神秘、魔幻般的色彩。以梦幻写现实,还包括对历史的书写,尤为典型的是《天堂蒜薹之歌》中高羊的梦。作为地主家庭出身的高羊和母亲在历次运动中受尽了屈辱和折磨,这种惨痛的成长经历养成了他逆来顺受的懦弱性格。在蒜薹事件中,他只是被动地被人群裹挟,身不由己地进入县政府,在莫名的冲动下将县长办公室的仙人掌和鱼缸从窗户扔下,最后被作为打砸县政府的带头人而抓捕。他在监狱里总是梦到自己母亲的死。这是历史给高羊留下的最为惨痛、刻骨铭心的记忆,如梦魇一样挣脱不掉。被同监的人弄醒后,他又紧接着梦境回忆娘死后他的绝望屈辱的处境。梦与历史回忆紧密连接,梦是回忆的契机,也是回忆的一部分,这就使噩梦与那段非人道的历史具有了同一性。不仅如此,高羊的噩梦和回忆揭开了历史深处的残忍和灵魂的创伤,它们在文本中又与现实相映照,不论社会批判还是人性批判都因此有了历史的深度。
    莫言小说中梦的章法和功能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散落于作品中的梦境也大多具有现实性的目的,相较而言,《食草家族》的梦的书写更显示了现代特性。《食草家族》是莫言的记梦之作,它由六个既独立又勾连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本有自己的题名,但又以“第一梦”,“第二梦”来加以统摄。以“梦”为题,这就如同鲁迅《野草》中直接以“我梦见”开始的篇章,使《食草家族》变成一座“狂想的幽暗花园”,明示人们“这不过是一个梦,从而将读者从现实通常的感觉推开。作者由是便得到一种诗的特许权,可以放任自己的艺术想象浮游于超现实的怪异领域。”而且在莫言看来,梦是没有确定的意义的。梦仅仅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过程,它只是作为梦存在着。诠释这类小说,如同给人圆梦一样,只可能是牵强附会、胡说八道。即使在小说语言所建构的特定语境中,运用象征和隐喻的解读模式通过梦象去寻求梦的意义,这种意义也必然是含混和多元的。在死亡与生命间的自由穿梭,历史与现实的任意剪接,灵魂的飞翔,蹼膜,洞察五脏六腑的能力,黑衣人以及自然中怪异的生物和精灵,所有的无厘头、荒诞、含混、呓语,都在“梦”的层次上,获得了合理性和真实性的依据。如下段描写:
    像影子一样飘忽不定的父亲依附在母亲的臂膀上,率先钻进门洞。父亲的胡须上结着一层五彩缤纷的冰霜,双眼像冰冷的玻璃珠儿,滴溜溜地转着。门洞里走出一位身材窈窕的女子,年方二八,……她高举着一支火把。金黄的火苗轰轰隆隆响着,青烟袅袅上升。生满青铜色苔藓的墙壁上,伏着一些肥胖的壁虎。它们每五只为一组,都把宽阔笨拙的嘴巴凑在一起,身体呈放射状散开,构成光芒五射的图案。而这一组组或曰一簇簇的壁虎又构成一幅更大的图案,好像一支巨大的纺锤。火把金黄的影子在墙壁上晃动着,壁虎们凸出的眼睛发射着粉红色的光芒。它们有时集体吐出枝杈状的舌头,舌头也是粉红色的。火把上燃烧的油滴不断地下落;空气咝咝的叫声随着垂直下落的火线响起。
    这里的意象,影子样的父亲、五彩缤纷的冰霜、冰冷的玻璃珠儿样的双眼、轰隆作响的火苗、肥胖的壁虎、巨大的纺锤等等是如此虚妄怪诞,富有主体感觉的声光色加之描写的精雕细刻又使它们如此真切。这些很明显地有别于传统的意象和色彩,充满了异质的“现代感”,体现出梦本身的自足性。也正因此才能负载莫言众多的意图:“书中表达了我渴望通过吃草净化灵魂的强烈愿望,表达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表达了我对蹼膜的恐惧,表达了我对性爱与暴力的看法,表达了我对传说和神话的理解。当然也表达了我的爱与恨,当然也袒露了我的灵魂,丑的和美的,光明的和阴晦的,浮在水面的冰和潜在水下的冰,梦境与现实。”梦的诗学特性将《食草家族》整体化为象征和寓言。
 
    莫言写了大量类同的梦。这里所说的类同,有两方面的所指:一是梦与现实的对等,即梦境成真、带预言性质的梦。《战友重逢》中钱英豪老父亲梦见儿子哀告居住地的潮湿与白颈蛐蟮,希望回归故土的梦,是他不远千里辛苦跋涉,拼尽生命也要将儿子的遗骸带回家乡的重要动因。潮湿、白颈蛐蟮与英魂墓穴渗入的雨水、白颈蚯蚓遥相呼应。《梦境与杂种》这部美丽而感伤的中篇小说书写了“我”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琐事以及与树叶爱情的梦碎,在不算长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几个梦,大都具有预言特质,并成为事件的先导。在梦中,“我”看到水缸突然间破裂,绿毛大螃蟹随水涌出,鲫鱼在泥巴水中弹跳,红羽毛大公鸡啄鱼的眼睛,看到草垛中的黄鼠狼拱着母亲被冤吃的五个饽饽,看到陈圣婴老师的死亡,莫洛亚先生死……所有的梦境在梦醒后都难以置信地立刻转化为生活中的真实。这使“我”近乎一个通晓巫术的小妖精,具有异于常人的禀赋。妹妹树叶亦是如此。还有一种类同是不同人物所做的相同或相似的梦。不论是弗洛伊德“欲望的满足”还是荣格集体无意识的显现,梦都是无法被别人所经历和复制的。不同人物相同的梦境更充满了荒诞的意味。《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和妹妹同时梦到了超生台,梦到了各自的父亲母亲。《十三步》中的大球和小球双胞胎兄弟在政治考试的前夜做了相同的怪梦,李玉婵和整容成张赤球的方富贵在一番偷情之后进入梦乡,各自做了很长的梦,他们的梦中有很多相似的意象,手持红缨枪、腰扎红皮带的人物,从一到十三的数字与死亡,最后竟汇合成完全相同的梦境。他们同时梦见被发了财回来的张赤球谴责和报复,承受着同样的惊惧和忌妒。《天堂蒜薹之歌》中高马、高羊、金菊、四婶,或在梦中再次演绎了历史经历,或将现实的压迫经由潜意识转换成梦中的恐惧。在冲击县政府事件之后不久,金菊在极度无望无助下自杀,此时,母亲四婶已被抓捕关押进监狱,情人高马逃脱。在这种并无所知的境况下,高马和四婶却都梦到了金菊挺着大肚子来与他们告别,梦的细微之处虽有所差异,意旨却是一样的,都向他们暗示了金菊的死亡。
    梦的预示性和异人同梦现象充满了生命的神秘和不可解,但另一方面,我们对文学中这种性质的梦却并不陌生。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即是一个有名的预言梦。贾宝玉在太虚幻境所见的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给大观园中各个女性的命运定好了爱恨痴嗔必然的结局,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先是凤姐儿梦见秦氏来话别,被传事云板惊醒后,方知东府蓉大奶奶没了,正应了梦中所见。冯梦龙《醒世恒言》中的《独孤生归途闹梦》讲述夫妻二人互梦的故事,甚至因梦而孕。对此,叙述者说:“这般没根据的话,就骗三岁孩子也不肯信,如何哄得我过?看官有所不知,大凡梦者,想也,因也,有因便有想,有想便有梦。那白氏行思坐想,一心记挂着丈夫,所以梦中真灵飞越,有形有像,俱为实境。那遐叔亦因想念浑家,幽思已极,故此虽在醒时,这点神魂,便入了浑家梦中。此乃两下精神相贯,魂魄感通,浅而易见之事,怎说在下掉谎!正是:只因别后幽思切,致使精灵暗往回。”而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对杜丽娘因梦而一往情深,魂魄与爱追随的怪诞同样作过辩护:“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两者都强调了情之真之切是梦境的缘由和合理性的基础。梦的显现可能是怪诞的、荒谬的,人性、人情和生命的体验却是真实的。父子、兄妹、同胞、恋人、母女、同谋者“精神相贯,魂魄感通”,这些不同人的同梦,“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
    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类同的梦境自然也是表现主旨的具体化手段,是“对同一个主题的变奏”。它是以梦的形式对事件进行的重复叙述,而重复有可能引人注目,并由此产生强烈的效果。《梦境与杂种》中不断叙述梦境成真,显示着生命本身的神秘。但这种不断现身的神启并没有带给人物预见的新奇和快乐,也不是对无法改变的现实的慨叹,而是烦恼和恐惧,“好事梦不见,净梦见坏事,又不能改变,等于受两茬罪”“梦来梦去,弄得不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颇有庄周梦蝶、人生如梦的感慨。小说最后一个梦最长也最为细腻:“我”和树叶网虾,充满了爱的幸福和欢欣,然而正是这唯一一个不是“坏事”的梦境却被现实击得粉碎。当“我”匆匆赶回去,看到的是“平躺在一块苫片上、被河水泡胀了的树叶的尸体”。诸多坏梦成真,而唯一美梦破碎的对比如此强烈,令人心灵震撼,又不禁思索悲剧背后有着多少未解的谜。《天堂蒜薹之歌》中高马、四婶都梦到金菊,除了人情使然,金菊对亲人的不舍、她的善良、无助,她的悲惨命运,一次次地通过梦境重现于人们面前,也使这一惨剧以又“犯”又“避”、虚实相应的艺术形式得到了再而三地重复叙述。四叔的悲剧也是采用了这一艺术手法。四叔在卖蒜薹回来的路上,人和牛都被乡政府书记的汽车撞死,撞人者只赔偿了三千多元,并未受到其他处罚,这一悲剧也开启了四叔家破人亡的序幕。此后四婶在狱中多次梦到四叔,梦中的四叔总是血淋淋的。通过梦境给我们呈现了固执、愚昧、冷酷的四叔温情、善良的一面,也向人们重述着四叔“血淋淋”的死亡。梦境再现强化了悲剧,自然也强化了小说的情感和批判性。
    通过不同文本中类同的梦境,莫言更赋予梦远超越于文本之外的历史感。《挂像》是一个短篇小说,讲述文革中清除封建迷信,要求民众以毛主席画像代替祭祀祖先的家堂轴子之事。皮发青因违反规定在除夕夜的堂屋中悬挂的是家堂轴子,被挨户巡查的大队革委会主任皮发红要求取下来烧毁。这时,皮发青讲述自己何以未挂主席像的原因,是因为昨天夜里做的一个梦:“梦到毛主席对我说:‘皮发青啊,你们想挂我的像也可以,但不要把我的像当成你们的家堂轴子。你们的家堂轴子上,都是死人啊。你们把我的像挂在家堂轴子的位置上,摆上贡品,你们这不是咒着我死吗?告诉我,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他想干什么?’”更对皮发红提出了反问:“我一琢磨,可不是嘛,把毛主席当家堂轴子挂,就是把毛主席当成死人嘛!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这个大主任,掂量掂量吧!”无独有偶,以西门闹的六世轮回来体现几十年时代变迁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存在相似的一个梦。改革开放之初,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的“坏人”都被摘了帽,个体经济开始发展,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洪泰岳这个对革命无比忠诚、被十七年和文革中阶级意识、斗争意识同化的人物,不再是时代的主角。他无法理解新生活涌现的一切,失落、不满、悲愤,他对金龙等人说:“我不服!毛主席托梦给我了,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很难有人会真正相信他们梦到了毛主席,问题在于这两个分处于不同阶层、经历过同样时代的人物不约而同地编织出梦中的毛主席。作为一个时代意象,“毛主席”背后包含着强大的规则秩序、权力、合理性、合法性,由此,它才成为人们的一种阐释策略和论争智慧。就如同庄周以梦蝶的鲜明形象阐明齐物我的哲理,唐传奇《枕中记》、元杂剧《黄粱梦》通过梦境表达“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的人生感悟,以及莫言在《学习蒲松龄》中以梦的浪漫形式来表明自己对蒲松龄文学传承的理想,都只可作为梦的寓言去看,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在《挂像》中,底层民众皮发青以子虚乌有的梦中毛主席言论巧妙为自己辩护,正是以时代之道还治时代之身,显示了一种朴素的民间智慧,却不经意间也揭示出主席画像与家堂轴子的同根同源。         《生死疲劳》中的洪泰岳却是真诚地信奉于过去时代的人物,“毛主席”早已内化为生活和思想的准则,同样的策略显示的是一个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特点。也正由于此,通过这两个类同的梦在不同时代产生效果的不同,莫言极为巧妙地表现出了时代的变迁,文化语境的差异。面对毛主席的大旗,文革中的皮发红无力也不敢驳斥皮发青梦境的虚妄,而洪泰岳假托毛主席与周围人事氛围的格格不入,更突显了它的虚幻和荒诞,达到了以一斑窥全豹、于细微处见精神的艺术效果。
 
     中国古代有六梦之说:“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占梦》)致梦原因不同,梦所体现的内容自然也不同。莫言刻写的几十个梦,虽然在叙述手法上常闪耀着传统文学的影子,但无论意境还是情感色调,都很难以见到庄周梦蝶“蘧蘧然”的自由快意、“细雨梦回鸡塞远”“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的宁静婉约、以及犹如桃花源理想国的美好体验等优美和谐、意蕴绵长的古典美学趣味,更多的是惊悸、恐怖、不和谐,是暴力,是死亡,是人物的梦魇连连。
《天堂蒜薹之歌》梦的是金菊和四叔的惨死,是高羊及其母亲作为地主阶级在文革中非人的遭际,是母亲的惨状,梦中痛哭与怪叫,是金菊“醒来满眼是泪”的压迫。《筑路》中筑路工人杨六九喜欢白荞麦,他的梦本是南柯一梦的桥段,去找荞麦,结果是荞麦从腰间拿出了剪刀。《生死疲劳》是提着菜刀逼近、嘴角流血、形容怪异的妻子和面无表情的儿子、威武的大狗,梦中叫妈妈的船上男孩。《檀香刑》媚娘梦见爹被公爹杀死,滚动的头颅被狗追咬,忽又变成蝌蚪在水里游。它们都使做梦者惊惧而醒。《食草家族》通篇更是充满了冷漠、复仇、残暴,还有梦中之梦中人物的被阉割和生了肉翅膀像鬼一样想要吃人的女人等恐怖情景和意象。
    《十三步》中死亡与暴力的梦意象更为集中,恐惧感也尤为突出。小说以物理老师方富贵的死而复活的经历勾连起各色人物,加以历史和现实的交织,变脸和笼中人的存在更使故事和人物变得格外诡奇。其中写了大量的梦,大小球、猛兽管理员、殡仪馆整容师李玉婵、物理老师方富贵,每个人的梦境与各自的身份、工作、经历、期望相关,不同之中却又有着相同的底色,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噩梦,充满了恐惧,其中的核心意象就是暴力、被吃和死亡。双胞胎兄弟相同的怪梦中,校长和教导主任用电警棒对学生进行通电,使学生头上飞迸绿色的火花,这一梦使他们尿了被褥,这自然是一种被摧残的恐惧。猛兽管理员与李玉婵作交易换取整容下来的死人肉以饲虎,他梦见培育出的两只小狮虎想要吃人肉,李玉婵同样不只一次地梦见猛兽冲破了牢笼,对人进行追逐,满怀惊恐。除了猛兽,在李玉婵的梦中,还充满了枪、被杀、死亡这样的意象。当她梦到去银行柜台兑换金牙,那男女职员的笑容竟使他们的身体放出猛兽馆里猛兽的气味,从柜台中伸出的大手“生着绿毛、手指弯曲、指甲破碎”,那位女职员“双手端着一支乌黑的手枪,枪筒弯弯曲曲戳在自己的肚子上”,让她坦白金牙的来历。突然出现为她解围的王副市长,脂肪和肚肠涌出将人淹没,无孔不入。当她梦到走在街上,则是被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用两杆红缨枪挑着左右的乳房,乳房被戳穿,大广场上的人们在拼命吃喝时被突然出现的狮虎报复追逐,自己也走投无路,即将被狮虎吃掉。当她梦到屠小英,是自己用手指比成枪的形状指着屠小英,后又被屠小英像杀死兔子一样将她锤杀,死亡的感觉那么冰冷而平静。方富贵的梦中是与俄罗斯情人走向结婚的教堂却在门口遇到手持红缨枪的妻子与整容师;是学生变成的鱼被渔民网住;是自己冷静地看着一个同样的人上吊死亡。
    梦是虚幻的,梦中一切人、事、情、景,莫不是现实、思想意识、欲念的直接或间接的呈现。正因如此,它也成为认识和把握世界和人心的一种象征化手段和途径。作为现实体验的变形折射,是什么造成了人物噩梦连连呢?弗洛伊德认为:“不愉快的梦和焦虑的梦同样是愿望的达成”,“在白天痛苦经历的不断激发下,一个属于潜意识的而受压抑的意愿(它的满足对自我来说是痛苦的),把握时机,支援它们,因而使它们得以入梦。”“但在处罚的梦中,虽然同样属于潜意识,但并非潜抑,而是属于‘自我’的。”莫言小说中的噩梦即是源自被潜抑的愿望或被压抑的“自我”。《十三步》中的李玉婵梦境与现实生活大相径庭,现实中,她作为殡仪馆整容师早已对死亡习以为常,可以毫无情感地对尸体进行切割,用尸肉与猛兽管理员利益交换,心安理得地占有尸身上的金牙,她心甘情愿地做了王副市长多年的情人,看似顺理成章地与整容成张赤球的方富贵发生了关系。但在梦中,这一切都发生了逆转,是她自己陷落在被威胁的恐惧、被侮辱的羞辱中,无可逃遁,王副市长涌出的肉令她厌恶恶心又心悸,被屠小英锤杀,面对张赤球也使她愧疚。经由梦境现实的反差,展现了李玉婵现实中被遮蔽的另一面。它与杨六九梦见荞麦拔出剪刀、蓝解放梦见妻儿和春苗梦见男孩、秦岚梦中凶狠的表情相似,噩梦正是如觉醒的自我冲破意识的迷障现身,呈现出那些“藏在自己的胸中的心象”。它显露出现实欲望遮蔽的内心道德律令,呈现了人性的多面性、分裂性以及荒诞处境下真实的恐怖感觉。而这些都有着现实的背景。《十三步》的核心是物理老师方富贵的“被死去”,无论他怎样努力让人意识到他的活着,都被校长、同事、学生、周围人刻意地视而不见,反而一再告诫他死亡的“事实”。他必须“死去”。甚至在他的遗体失踪之后又被挖掘出了“他”的遗书。方富贵只能以他人的面目活着,也进一步使自己和他人都陷入自我身份迷失的荒诞境地,虽活犹死,最终自杀完成了“死亡”的事实。记者处副处长使有关王副市长的一切都成为语言建构的神话,李玉婵为王副市长整容同样是为了取得神话般的效果。《梦境与杂种》与现实的苦难相关,《天堂蒜薹之歌》中噩梦同样与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悲剧具有同一性。当这些现实与梦相遇,时刻都向人们印证着荒诞派戏剧家尤奈斯库的话语:“我们的真理在我们的梦中,在想象中;所有的一切在每个时刻都在加强这个肯定。”它显然不是来自于鬼怪故事和童话,而正是根源于社会现实和人自身。梦中的分裂、焦虑和恐惧是现实中人的体验的写照。
    《十三步》中如此密集出现的人与猛兽的变异、被杀、被吃、死亡的残酷呈现和透过梦境展示的灵魂拷问,很易使人想到鲁迅先生“吃人”的噩梦。鲁迅喜欢写梦,谈梦,以梦为喻,往往具有现实的指向性。他的“吃人”噩梦通过吃与被吃的隐喻进行国民性批判,展现了文化中的精神病态。莫言的噩梦同样是紧密胶着于现实的,《十三步》有感于当时教师弱势的地位,但在内容上并未局限于此,叙述上的先锋性带给它更多象征的色彩。银行职员散发着野兽的气息、学生变成鱼被网住、人像兔子一样被锤杀被嵌入“历史”的时空,文革记忆作为永远不会过去的存在,和现实的荒诞一起交融成鬼气森森的梦境。《天堂蒜薹之歌》《红树林》《大嘴》《四十一炮》《食草家族》等中的噩梦正是畸变和失衡的反映,映衬出了现实的不合理不完善和随处可见的使人恐惧的黑暗。它渗透了莫言深刻的生命体验,是莫言对历史、现实和人性的特殊解读。也正是这种依托历史和现实的强烈恐惧,对欲望和权力的书写,让我们感受到,噩梦背后隐身的规则秩序的存在。它衍生的不是对世界荒诞、人类普遍困境的无能为力或人生的虚无感,而是深深蕴含着“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莫言对人类未来的光明愿景。
    除了直接写梦,莫言的众多小说也都有一种梦幻感。《十三步》《食草家族》《挂像》等自不必说,《透明的红萝卜》如是,《枯河》《欢乐》《爆炸》《罪过》等大量存在着人物幻觉、意识游离、跳跃的心语,在感觉化语言的时间停滞中,产生了如同梦境一般恍惚迷离的效果。而他小说中的故事很多都以夜晚为其背景,蓬勃欲望涌动在晦暗未明之下,这些都增强了作品的梦幻气息。莫言曾说起创作《酒国》的情形:“当我面对着稿纸时,我就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我的心中充满了儿童的趣味,我疾恶如仇,我胡言乱语,我梦话连篇,我狂欢,我胡闹,我醉了。”这种写作状态几乎是弗洛伊德所谓“一篇创造性作品像一个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期游戏的继续和替代”的形象的说明。昔庄子曾有真人无梦说,“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所以能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庄子·大宗师》),从反面说明着欲望忧思是梦的根源。而作家注定不是“真人”,他有着对于人类、人生和现实的强烈关切。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欲望的满足”,周作人也曾说过:“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如果小说中人物的梦境隐晦地呈现了人物的意识、欲望,小说作为作家的白日梦,它同样映照着作家的人生体验和欲望。所以创造了充满乌托邦梦幻色彩的竹林和桃园,隔离了时代的苦难和纷争,钱钟书说《围城》是“忧世伤生”之作。对于莫言来说,梦幻既是莫言在那闭塞落后农村的寂寞生活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心灵,又同废名一样,以梦幻的方式恣意地虚构着高密东北乡。不同于废名的竹林吹奏着纯净恬静的牧歌,而更如鲁迅的梦寓言,直面、审视、多声部地,讲述着它的历史和现实,它的恐惧,还有它的希望。
    莫言小说中的梦幻书写,提供了一个可以思接千载,神游万仞的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和时间。在这方面,梦通幽冥,梦中之语,与鬼话有很多相似之处。作为一种有效的小说修辞,梦自身象征性暗示性的特质,非理性与不可解,梦境与现实交错互通的双重世界都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结构和情节更为复杂曲折,内涵也更为丰富,与莫言所一直致力的故事的多义性、思想的不确定性的艺术效果相合,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和态度。
 
(文章来源:百家评论,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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