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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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

时间:2008-08-20 08:48来源: 作者:王金城 点击:

任何作家自觉不自觉地都有自己创作的美学原则和美学追求。1986年莫言在《红高梁》中写道:“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既是作者对那块划定方圆特定区域的极端热爱极端仇恨的一种极端表达,也可视为莫言小说至今仍未合上的美学总纲和美学宣言。他日后的小说创作确实是朝着“最美丽最丑陋”的两极路向前行进的。

我们至今仍在怀念莫言小说最初的美丽。《春雨夜菲菲》表现的是年轻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对爱情往事的追忆以及对丈夫驻守海岛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小说在春夜春雨诗情画意的温馨氛围中,展示了人性的亮丽。《售棉大路》通过农村姑娘杜秋妹在售棉路上结识一位热情开朗善解人意的赶车小伙子,年轻心灵撞出火花的凡小人小事,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情操。《民间音乐》描写了小酒店老板花茉莉与民间艺人小瞎子一段柏拉图式的如歌如诉的精神恋情,既传达出生命的力与美,精神的追求与渴望,又有民间乡土气息,朴素无华。还有《弃婴》、《初恋》、《石磨》等。这些小说虽没有深层人性体悟和独特个性,但都具有浓郁的人情味和人性美,完全符合传统规范和中国老百姓的欣赏习惯,优美、节制、含蓄、温柔敦厚。就连著名作家孙犁都高度赞誉了《民间音乐》。莫言完全可以在此铺就一条传统美的阳光地带。不幸的是,这刚刚抽芽的美的蓓蕾还未来得及绽放便被作家自己心灵的风暴无情摇落,这“最美丽”的维度就此断裂,洒落满地惨痛的碎片。从此,莫言深邃的目光便飞离了美的青绿原野,在深刻思想的牵引下,一头扑进了泥泞不堪的审丑沼泽,绝决地踏上了放逐灵魂放逐美的精神不归路,一去不返。

如果说《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等前期小说,莫言对丑的表现还属犹抱琵琶,那么到了《红蝗》、《欢乐》、《复仇记》、《酩酊国》、《模式与原型》、《丰乳肥臀》等中近期作品,莫言则为所欲为,彻底撕裂了美的华衣,粗俗地表现丑,可谓淋漓尽致,血肉模糊,触目惊心。

关于丑的本质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伦理道德评价也就是恶的内涵,即“积极的恶”。或称之为丑恶;二是指审美外观上不和谐的形式,即亚里士多德、各鲁斯、克罗齐所说的“不快感”,休谟、桑塔耶纳所说的“痛感”。如果说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肯定形式,那么丑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否定形式;如果说美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那么丑则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背离;如果说美是真的主体化善的客体化,那么丑则是假的主体化恶的客体化。[1]P10

面对莫言小说大面积存在的丑,由于观察视点不同可有多种杂芜形态。有具象写实的丑,有抽象象征的丑;有恐怖的丑,有滑稽的丑;有特写的丑,有散点的丑;有以丑为美的丑,有化美为丑的丑……但是,由于理性的消隐,不管是赋予美的事物以丑的意象,还是赋予丑的事物以美的意象,都使莫言小说缺乏审美意义的丑,而更多的是非审美意义的丑。所谓非审美意义的丑,是指以积极的恶的形式对生活美粗暴地予以否定,表现道义上的恶和违反生活常态的畸形。

一、恐怖的丑

莫言采用左拉创立的以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主义方法,对现实生活中的丑进行详摹,令人恐怖、恶心。遗憾的是,迄今没有论者阐释莫言小说与自然主义的关系,似乎只有将其与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大师相联方有显示论者的学养和莫言的身价,与左拉相提并论就使他们跌价。但是,无须讳避,莫言确实受到了左拉深刻的影响,有他文本中蕴含的出类拔萃的自然主义丑的经典场面为证。《红高梁》纤细俱现地写了日本兵活剥罗汉大爷地全过程,先割下耳朵,再割下生殖器,然后从头往下剥下完整无损的整张人皮,最后罗汉成了“肉核”。不可否认,这里有视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以及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但是,又不能不承认这个过程亦有浓重的非审美的丑。《筑路》中有血淋淋的剥狗皮的全过程;《复仇记》里有腥臊的剥猫皮的全过程。《二姑随后就到》中的杀人场面更是惊心动魄。天和地二兄弟残酷地挖掉了大奶奶的两个眼球,后逼迫路人凌迟;而麻奶奶先被剁下双手,断手在地上“抽搐”,后被剁去双脚,割下眼皮;被枪击的七老爷爷,“一股白脑子蹿了出来”。《灵药》写的是为老母治病,对死人开膛取胆的故事。“黑血绵绵地渗出来”,“白脂油翻出来”,“白里透着鸭蛋青的肠子滋溜地蹿出来。像一群蛇”,“散发着热哄哄的腥气”,极其恶心恐怖。

面对这逼面而来的血腥、污秽、肮脏和恐怖,我们再次看到了国人嗜血顽疾的心性。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喜欢看杀人的丑陋心理。鲁迅在《阿Q正传》中说:“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周作人在《谈虎集》中指出:“中国人特嗜杀人”,“看光着膀子挨刀很有意思”;岳飞《满江红》云:“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心理确实存在某种缺撼,潜藏着阴暗的嗜血欲望,积淀着众多的集体无意识。而这种欲望和无意识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一种替代性满足。

二、以丑为美

莫言写丑,你根本看不到作者理性批判的态度,看不到哪是调侃、哪是反讽,字里行间流动的却是一本正经津津乐道的欣赏、把玩和咀嚼。《欢乐》描写跳蚤在母亲的阴毛中爬、在生殖器和阴道里爬之后,又变态地设问和辨析,“你吃过男人的阴茎,但你喝过女人的月经吗?”月经“味道不坏,有点腥,有点甜,处女的干净,纯正;荡妇的肮脏、邪秽、掺杂着男人们的猪狗般的臭气。”这下流的把玩纯属阴晦狎淫心理的写真。《红蝗》在“大便味道高雅”,“像薄荷油一样清凉的味道”的反复抒写和咂摸中,更是将“大便”写得一片绚烂辉煌,美丽庄严,神圣静穆,超凡脱俗,甚至“达到了宗教的、哲学的、佛的高度”。请看——“四老爷蹲在春天的麦田里拉屎仅仅好像是拉屎,其实并不光是拉屎的,他拉出的是一些高尚的思想”。那么这“高尚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是“红色的淤泥里埋葬着高密东北乡庞大凌乱、大便无臭美丽家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一种独特文化的积淀,是红色蝗虫、网络大便、动物尸体和人类性分泌的混合物”。这种理性认识怕是累死天下所有天才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无法从大便是升华出“文化”、“哲学”、“宗教”和“思想”。在《苍蝇·门牙》里,动态的苍蝇“愤怒地叫着”如“满天星斗”;静态的苍蝇“用棒状的沾着纤细黑毛的前脚蹲着透明的脉络清楚的翅膀”,它们各色的眼睛“愉快地闪烁着,散发出一圈又一圈的彩色的温暖柔软的波纹”,“汇聚成一条浪漫的彩虹”;而落满苍蝇的绳子“像顶花带刺的小黄瓜”。多么调皮、柔美、可爱的苍蝇!多么香脆、甘甜、可口的苍蝇!死去的和半死不活的苍蝇“把地皮都遮没,一脚踩下去,咯吱咯吱响,听着让人齿底生津”。在对“苍蝇王国”全方位亲切巡视之后,作者开始了从具象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从可爱到可敬的升华,“我在片刻的意识泯灭状态中,突然看到苍蝇们的极不规则的、生着无数倒刺挂钩的、半流质的、黏稠的、红中透绿的思想。它包围着我、刺着我、扎着我、胳肢着我、努力渗透着我。”从感性层面,展示出苍蝇的“可爱”;从理性层面,表现出苍蝇的“可敬”,它们是有“思想”的能飞行的小小“哲学家”。如果说《红蝗》是一首“大便之歌”,那么这里则是一首“苍蝇之歌”。怪哉,大便有思想,苍蝇有思想,这种认识真是超凡脱俗,千古独步。

莫言小说以丑为美,或可爱或可敬,或诗情画意的点染,或不可思议的神奇。爷爷“清亮的尿液滋到满盈的酒篓里,溅出一朵朵酒花”,日后意成了芳香馥郁闻名遐迩的“十八里红”(《红高梁》);女人“翘着屁股在两个虾酱桶中各撤了半泡尿”,众买家竟称赞“好鲜”(《草鞋窨子》);四老妈的尿“温柔”且“碱性丰富”(《红蝗》)。这是尿的神奇和美丽。“九香妇”每天“扭着屁股”能放九阵香气,皇帝被“熏得晕乎乎的”(《复仇记》);六十多岁的岳母放屁“有糖炒栗子的味道”(《酩酊国》)。这是屁的神奇和美丽。大毛、二毛“伸着娇嫩的红舌,呱唧呱唧地舔着”阮书记“臭哄哄的脚”,他们竟感觉“流着香油的诱惑”(《复仇记》)。这是臭的神奇和美丽。日本兵的血像“鲜艳的红樱桃”,骷髅里的雨水“象窖藏经年的高梁酒浆”(《狗道》);奶奶出土时,“像鲜花一样美丽”(《高梁殡》);枪毙后的余大牙滚出眼框的一只眼球“像粒大葡萄”,父亲竟“闻到了荷花的幽香”(《红高梁》);行刑前的四十八个鲜花姐妹神情像过年一样,那晚“月亮又大又亮”(《二姑随后就到》),取出的人胆“宛如一块紫色的美玉”(《灵药》)。这是死的神奇和美丽。四月的绿草甸上,“日头煌煌地照着,和风洋洋地吹着,天地间汤汤好风光”,群牛调情尽收眼底,母牛流红已是淋漓,公母交配更是壮观,有声有色。这是牲畜交配的神奇和美丽。还有蝗虫的尸体“像花瓣般红(《红蝗》);肥大的跳蚤像“炒熟的芝麻”,小翠的“两条清鼻涕”像“面条”(《欢乐》);泡烂的骡马尸体“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癞蛤蟆“像个宝物一样”(《红高梁》),都是以丑为美,以丑为乐的具体表现。这些变态的感觉和变态的表达不仅使莫言彻底滑入了观念误区,而且彻底涤荡了荣格所说的人类永远的“向日性”。

三、化美为丑

莫言小说在美丑双向运作中不仅“以丑为美”,同时还“化美为丑”,即将人类几千年文化积淀而成的美好事物往丑里写,这一审美维度更让人百思不解。如果说“以丑为美”那是个人的情趣,我们尚能以宽宏大量的胸怀予以原谅,那么“化美为丑”则是欲与天下所有爱美之人较劲,我们则无法宽容,决不饶恕。

首先是对故乡的丑化。《红蝗》中这样写道:“我像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一样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将美丽的“故乡”意象与丑陋的“大便”意像组接便生成了第三种意义,即“故乡是大便”。而“故乡”是中外文化艺术史上一个历久长新的永恒母题。游子们无论走出千里万里,脚尖永远朝向故乡的方向,魂牵梦绕渐远还生。在西方,被海德格尔称赞过的飘泊诗人荷尔德林一生都唱着“回家”之歌:“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帕特莫斯》)。在中国,华夏古老的农业文明孕生的归根意识,诸如“叶落归根”、“鸟飞返乡”、“狐死丘首”更是得到了突出的强化,进而升华为一种广泛认同的生命哲思。在中国人看来,“故乡”是屈原的“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的坚定守望,是李白“举头望明月”的静夜遥想,是贺知章“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凄楚无奈,是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意气风发,是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的辛酸忧伤,是张若虚“落月摇情满江树”的绵绵思归,是陶渊明的“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大彻大悟,是余光中“五陵少年”静坐“灯下”的“乡愁四韵”,是席慕蓉“狂风沙”中的“长城谣”,是林海音“城南旧事”里的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总之,是一切一切的美好。古今文人对家乡的表达,无论哀歌还是挽唱都源于赤子的故园之恋,都是源于自然生命的内在勃发。然而,到了莫言笔下,“故乡”在人类文明的大地上已开放了千年万年的美丽、庄严和圣洁,却遭遇到扭曲心灵肆无忌惮的粗野强暴与丧心病狂的践踏蹂躏。

其次是对爱情的丑化。莫言对人类美好爱情进行了极其丑恶的描写。他在《高梁殡》中这样总结爱情:“构成狂热爱情的第一要素是锥心的痛苦,被刺穿的心脏淅淅沥沥地滴嗒着松胶般的液体,因爱情痛苦而付出的鲜血从胃里流出来,流经小肠、大肠,变成柏油般的大便排出体外”,“爱情的过程是把鲜血变成柏油大便的过程”。在《红蝗》中这样表述,“我们的大便像贴着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莫言作品似乎有“大便情结”,你看,可爱的“故乡”可与“大便”组接,美好的“爱情”可与“大便”相联。爱情的过程更是“大便的过程”。而大便又是“爱情的最高形式”,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丑古今之极致,行鬼才之能事。爱情在文艺家的歌吟时,是诗、是酒、是音乐、是鲜花,是经典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现代的《麦琪的礼物》、《廊桥遗梦》。不管爱情中有多少痛楚、眼泪和忧伤,它都是平凡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永远闪烁着人性美的光浑。然而在莫言眼里,爱情是“大便”,“大便”是阳具,已到美丑不分的程度。

再次是对接吻的丑化。月上柳梢人约黄昏,年轻恋人树下拥吻,该是多美好的景象。可《红蝗》却写道:“树下响着一片接吻的声音,极像一群鸭,在污水中寻找螺蛳和蚯蚓”。接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亲情、友情、恋情的外化。且不说好莱坞那些经典的接吻镜头多么美好,不说罗丹的雕塑《接吻》是欧洲艺术从古典到现代的标志,也不说台湾散文家周腓力《以吻为礼》的幽默风趣,单就现实人生来说,我们都在“妈妈的吻”中长大,都在爱人的吻中享受幸福。有资料记载,二战结束后,一个欣喜若狂的美国士兵在欢庆胜利的街上拥吻了一个不相识的姑娘,五十年后这张珍贵的瞬间成了人们痛恨战争热爱和平的历史见证。可见,符合伦理规范的健康之吻乃是生活中的情感调剂,作用极大。可莫言却说是鸭子在污水中“呱唧呱唧”地觅食。这种化美为丑真是折磨人的智力。

四、美化兽类

《野种》里有一个妩媚娇羞的“驴美人”,这匹小母驴是父亲豆官的坐骑。她“性情温良,善解人意,脉脉含情”,是“群驴之花”。父亲与母驴的关系特别暧昧,宛如一对情恋中人,父亲粗俗的歌声使她羞涩,父亲的棒打使她撒泼,做出无数肉麻姿态。人驴话别时,她说:“让我再看你一眼”,温柔、多情、忠贞,活脱脱一个东方传统小美人。无独有偶,在《复仇记》中又出现了一个漂亮风流的“猪美人。”一头成精的即将结婚的小母猪,脚穿“高跟的粉红色小皮鞋”,手戴“光滑明亮的皮手套”,“屁股扭得那么活泛”,在众猪的口哨声声中跳起了欢快的舞蹈。一头猪竟成了娇滴滴的小姐,活脱脱又一个东方现代小美人。

有“美人”必有“英雄”。首先出场的是“狗英雄”。《狗道》中一群“可恶的狗可敬的狗可怕的狗可怜的狗”,在抗日战争中组成了狗队伍,由于争风吃醋的内讧,红狗“凝眸一笑”脱颖而出成为领袖,最后在与人的战斗中壮烈死去,“那身美丽宝贵的红毛,像火苗子一样熊熊燃烧着”。这是“狗英雄”最后的辉煌与美丽。随后登台的还有“猫头鹰博士”。猫头鹰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中永远被视为不详之物,丑陋之怪,可在《红蝗》中,莫言却将它变成了博士级的独尊形象。因为它有“洞察人类灵魂的目光”,眼睛“圆得无法再圆,那两点金黄还在,威严而神秘”,因此看到它杏黄眼睛时,“我亢奋得几乎要嚎叫起来”且有“精神上的空虚”。经过九老爷耐心调教,它竟“突然唱起来,唱得那么怪异,那么美好”。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羊皮书”预示着布恩地亚家族的灭亡一样,“猫头鹰博士”美好的歌唱,也预示着食草家族恶时辰的到来。但是,不管是“驴美人”、“猪美人”,还是“狗英雄”、“猫头鹰博士”,都因与读者正常的审美心理定势和审美期待视野有一定距离而难以为其接受。给读者的终究是非审美意义的丑。

五、丑化人类

莫言小说在美化兽类的另一极上就是丑化人类。《红蝗》在男人的性欲和女人的性欲互诱的恶性循环里,在“狗男人”、“狗女人”和“狗男女”的放谈纵论中,对人类升华出这样的判断:“人,不要妄自尊大,以万物的灵长自居,人跟狗跟猫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类虚伪!”“人类是丑恶无比的东西”。这种丧失理性的认知完全忽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社会属性,混淆了人性与兽性的临界限。这是莫言及其小说丑化人类的逻辑总纲,因此,莫言极尽丑化人类之能事。你看,嫂子的脸“肥胖得像丰富的臀部”(《欢乐》);女人“嘴唇搐动着,确实像一个即将排泄稀薄大便的肛门”(《红蝗》)。

首先是人物外形的丑。除“我奶奶”、“二奶奶”、方碧玉、四老妈、“鲜女人”、毛艳等极少数爱恨风流的女人外,莫言小说人物大都外形丑陋其貌难看。“精瘦如豺”、“弓腰驼背”的老师(《欢乐》);“罗圈腿”、“招风耳”的小老舅舅(《玫瑰香气扑鼻》);“扁脸、矮胖、一脸雀斑”的孙红花,“疤眼、马牙、驴嘴、狮鼻”的国忠良,冯结巴、郭麻子、秃头(《白棉花》);麻风病人(《红高梁》、《麻疯的儿子》);哑巴、瞎子(《白狗秋千架》、《丰乳肥臀》);“鸡胸”、“驼背”、“罗圈腿”、“黄板牙”的侏儒英豪余一尺(《酩酊国》);“瘸爪子留曼(《断手》);瘸腿方六、麻子杜双(《民间音乐》);甚至干脆将丑陋男青年命名为“狗”(《模式与原型》)等等。这是“美恶并举”、“美丑融合”创作原则的应用,还是“种的退化”思索的再出发?

其次是行为的丑。冲着人群小便(《麻疯的儿子》);往人脸上滋尿(《模式与原型》);往西瓜里拉屎(《红蝗》);人驴交配(《红蝗》)、人狗交媾(《马驹横穿沼泽》)、兄妹乱伦(《模式与原型》、《马驹横穿沼泽》)、女婿丈母娘乱淫(《酩酊国》)、妹夫大姨子性狂欢(《丰乳肥臀》);丈夫以酒为妻,妻子饮“西门庆”酒以解性欲(《酩酊国》);母亲八次生育九个孩子没一个是丈夫的,弟弟摸吮姐姐的乳房、奸淫女尸(《丰乳肥臀》);儿子烧死母亲(《模式与原型》)、女儿打死父亲(《屠户的女儿》)、媳妇打死婆婆(《丰乳肥臀》)、军人扼死婴儿(《金发婴儿》)。这些人的行为不但违反正常人性,丑恶无比,而且带有浓郁的非理性色彩。

再次是语言的丑。莫言小说人物语言极有特点,那就是粗话、脏话、野活、荤话、骂人话、调情话等粗俗污秽的意象时有渗漏,透着一股浊气,违背了新的文学传统能够容忍的审美原则。女司机与了钩陌路相逢便自称“盐碱地”和“肥田粉”的俚俗挑弄,侏儒的终极人生理想便是“操遍酒国美女”(《酩酊国》);男人和女人关于“窟窿”和“金枪鱼”的性对话(《鱼市》),司马库行刑前对女公安的性挑逗,司马粮和情妇到消协投诉“避孕套”事件的众人对白,盼弟被批判时的淫荡言行(《丰乳肥臀》),都堪称丑恶色情之经典。还有骂女人常是“脏猪”、“骚狗”、“公牛”、“野驴”;骂小孩学是“小杂种”、“小狗日的”等等。总之,莫言小说人物语言混浊、腥臭,将世间男人、女人和兽类及其体内体外的各种器官反复组接来回折腾,演绎着别人无法书写的恶俗故事。

综上所述,莫言小说以丑为美、化美为丑、美化兽类、丑化人类的审丑言说确实与众不同,非“天才”、“奇才”、“怪才”、“鬼才”集于一身不能为也。至此,莫言彻底实现了《红蝗》中那位女戏剧家的艺术誓词:“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小说内的未来时态已化成了小说外的现在完成进行时态,但这是一个斑杂的、倾斜的、丑陋的世界。

莫言独异的审丑表达无情地打磨我们业已形成的东方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谁人能不震惊和困惑?这个莫言到底怎么了?在他心灵的镜头上,为什么丑的变成了美的,美的变成了丑的?为什么人类成了猪狗,而猪狗却成了英雄美人?这是源于现实生活体验,还是源于象牙塔的梦呓杜撰?是审美的失控还是心灵的黑洞?是对艺术的探险还是对艺术的亵渎?如果说萨特的恶心感是在非理性哲学烛照下的一种文化和历史的深层“恶心”,那么莫言的恶心感只是灰暗心灵自我把玩溢出的一种心理和生理的浅层“恶心”。

莫言变态的审丑表达理应早该受到无情指控和尖锐批判,可是恰恰相反,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默许和辩护。关于莫言审丑的恐怖与恶心及其带来的阅读障碍,有论者指出,“读者只要阅读思维方式加以改变,转换一下视角,从丑的负面来观察丑,也许会得出另一种感觉和印象”。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种单向的对美的经验感受感知,而对一种新的相反的审美经验出于狭隘性和保守性而表现出巨大的排斥力”。因此,“只有你在阅读过程中不断的转换,才能得到最后审美价值的确证。”[2]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智性表达和上佳策略。因为中国老百姓历来都活得很艰辛很沉重,特别是现代社会转型期,人们阅读接受主要是为了轻松、愉悦和休息,如果再去“负向”阅读某一文本,不断“转换”阅读视角,这不是瞎折腾吗?你说累不累呀!况且,鉴别于普通读者的实际情况,顺利实现这种负向转换的又能有多少?因此,我觉得与其大规模调整广大读者群尚不具备的审美心理使之反向转换,不如小范围调整个别作家的审美心理走势及其明暗度,使其文本适合中国寻常百姓千年积淀而成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情调。因为“任何迷住远方文明的美的形象,已经不能使我们震动;我们极其喜欢符合我们情感的,或者,如果乐意的话,称之为符合我们成见的美。”[3]P256)因为从马克思到列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文学为劳动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而不是人民群众为作家服务。

诚然,当我们对莫言小说审丑表达进行批判时,并不是意味着丑就不能成为审美对象,相反,丑作为一种客观现象,既然大面积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那么真正严肃的艺术家就没有任何理由将它逐出审美视域。表现丑、诅咒丑、鞭挞丑是艺术家们人道主义的突出表现,否则将造成美学上的片面、单一和断裂,不但无法完整客观地表现现实人生,而且将会削弱艺术的真实性及其社会功能。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去表现丑,是将丑当成通向美的艺术手段和途径,还是终极目的;是为美而丑还是为丑而丑。我们且不说斯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萨克雷、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大师对丑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是何等深刻,单就波德莱尔、卡夫卡、萨特、加谬、艾略特、福克纳、贝凯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爱伦·坡等现代主义丑艺术大师而言,他们都能以变形的、冷酷的笔墨,在“地狱”、“荒原”、“恶心”等苍凉意象构筑的艺术世界里,抨击罪恶的现实,诅咒丑恶的人世,抒发悲惨的呐喊,因此我们透过吸毒、纵酒、肉欲和死亡等表层,依然能够看到那些破裂的灵魂在苦难中追求幸福,在异化中追求自由,在绝望中憧憬希望。正如阿拉贡所说,他赠给悲惨世界的痛苦人们的礼物是乐观;奥尼尔也说,与悲观主义搅和在一起的是高度的乐观主义。因此这些大师都能自觉理性地揭示丑深层的本质内涵,从容地实现了由丑向美的转化,审丑成了审美的艺术手段,而审美是审丑的终极归宿。而莫言小说缺少的正是这些。前苏联学者奥甫相尼科夫等人在批判资产阶级颓废派艺术时曾指出:“对丑的描绘往往成为目的本身,这就导致了畸型的唯美化”。[3]P263)。莫言小说审丑不是审美的手段而是终极目的,以丑为美,化美为丑成了灵魂最后的栖息地。这是由于:第一,主体缺席。从丑到美的艺术转化,审美主体的审美文化心理向力至关重要,它是化丑为美的中介,主体应以理性的态度、审美的眼光、批判的资态审视丑表现丑,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莫泊桑的《羊脂球》、闻一多的《死水》。而莫言却以把玩的心态、欣赏的目光、赞美的姿态,甚至是歌唱的情怀去诗化丑,这不仅表明主体对丑情有独钟的特殊偏好,而且也是对纯洁艺术的作贱与对无辜读者的亵渎。对波德莱尔、比亚兹莱等丑艺术在师高度评价过的鲁迅曾明确指出“大便”是不能写的。可莫言却将“大便”写得一片辉煌、灿烂、美丽,甚至含有某种思想。这种企业图扩大艺术审美范畴和审丑功能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由于大便、肛门、经血、乱伦等意象的密集排布使主体彻底异化为智性的盲者而宣告退位,而这种主体的缺席又进一步导致了小说文本缺乏洞息人生观照世界的深刻性,使其带有严重的“扬丑溢恶”倾向。第二,审丑失控。丑不是美的对立而属于审美范畴,美又属于哲学范畴,因此审丑要有“度”的限制。这个“度”就是在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的社会道德系统、人伦关系准则以及民众的审美文化取向。而莫言却“天马行空”、“毫无节制”,我行我素,以丑恶、畸形、变态来刺激读者低级感官,这是艺术的堕落。就连性学大师弗洛伊德在《爱情心理学》中都不否认:“文学家们不得不受制于某些条件;他们在影响读者情绪的同时,还必须挑起智性的与美学上的快感,因此他们不能直言不讳”。如果过分张扬丑言、丑行、丑态,那么美感就会受到伤害。正是由于主体的缺席和审丑的失控导致了莫言小说审丑上存在严重的偏颇和失误。

如果丑无力为崇高安放一个花环,为世界抹一道亮色,把镜头总是对准大便、鼻涕、丑陋、变态,因而也就不能鼓舞人们用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来战胜丑。所以著名美学家蒋孔阳严肃提醒作家,“不要忘记自己是人,不要像猪猡掉在泥淖中淹没自己,我们要前进,要超越。我们不但要承认自己的渺小和丑,更要追求那闪烁着人生光辉的伟大和美。”[4]

【参考文献】

[1]陈望衡.论丑[A].美学新潮:第3集[C].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2]丁帆.亵渎的神话:《红蝗》的意义[J].文学评论,1989,(2).

[3]刘东.西方的丑学[A].美学:第6辑[C].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4]蒋孔阳.说丑[J].文学评论,1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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