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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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逆性的文本

时间:2008-09-20 09:31来源: 作者:赵 奎 英 点击:

距莫言推出他的《丰乳肥臀》已有数个年头,在这期间,莫言又有大大小小的佳作产生,当人们已经沉醉于新作之时,我似乎还没有走出初读《丰乳肥臀》时的震动。《丰乳肥臀》那深厚莫测的文化意蕴,无与伦比的语言风格,近乎“极乐文本”(巴尔特)的令人震撼的审美效果,使它无论对于莫言个人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界来说都堪称一部具有标志意义的天才杰作。但人们对于这部重要的、为莫言本人也极为推重的天才杰作(1),似乎还远没有充分地认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运用语言文化研究的视野,对其进行更为冷静的解读和剖析,以期发现这一杰作如此震撼人心的秘密。

 

一、宗教情感与对神性的亵渎

 

莫言这部曾经颇招争议的小说,从它的标题开始,就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语言刺激着人的感觉。但与煽情的题目相关的,却是一部伟大的涉及人类存在的一些奇谲莫测的深刻主题的天才著作。在这里,母性崇拜与男性中心,不朽情结与死亡冲动,雄性的张扬和对男权的解构,神圣的宗教情感和对神性的亵渎,深刻的历史意识和对历史理性的颠覆,恒定意义的消解和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原始的族类经验和现代性的个体化表述等一系列对立的、异质的因素得到了惊人的混合,创造出了一个真正的自拆台脚、相互瓦解、具有深度可逆性的“话语宇宙”。这种可逆性的话语通过“把矛盾性置于同一性之中”,把否定性向度置于肯定性向度之中(2),达到对和谐的“一体化”的语言关系的瓦解和对既定的经验秩序的颠覆,而我们那些精细化、文明化到几近僵硬的感觉,也在颠覆中被震荡得七零八落。我们可以具体看一下,莫言的《丰乳肥臀》如何从第一页开始,就以这样一种可逆性的话语,实施着“间离”和“更新”的惊人效果:

在光滑整洁的宇宙中,数不清的天体穿梭运行着。它闪烁着温馨的粉红色的光芒,有的呈乳房状,有的呈屁股形。它们好像是随意运动,其实遵循着各自的轨迹。吱吱哇哇,各唱各的调;横冲直撞,各走各的道。目睹着这伟大的和谐,马洛亚牧师热泪盈眶地高呼着:“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你,唯有你!”他被自己的喊叫声惊醒了。(3

不同凡响的用语,出人意表的想象,陌生怪异的感觉,创造出一种难以名言的新鲜的艺术世界。我们透过马洛亚牧师神秘的注视和深沉的感叹,感受到上帝那“至高无上”威力和一种神圣的宗教情感。但小说从第一段开始,和谐之中就跳荡着不和谐音符,对神圣的言述对象进行着非常规的“不当”言述。“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和谐”,竟然呈现出“乳房状”和“屁股形”的性感特征,从而解构着纯粹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价值的形成。并且这种不谐和的言语方式又体现到对于“圣母和圣子”、“牧师马洛亚”、甚至“基督耶稣”的描写中:

马洛亚牧师静静地躺在炕上,看到一道明亮的红光照耀在圣母玛利亚粉红色的乳房上和他怀抱着的光腚圣子肉嘟嘟的脸上。因为去年夏季房屋漏雨,这张挂在土墙上的油画留下了一团团焦黄的水渍,圣母和圣子的脸上,都呈现出侏儒般痴呆凶狠的表情。(4

“红光照耀”中的“圣母”和“圣子”理应更加温和圣洁,但由于房屋漏雨浸黄了挂在土墙上的油画,现在“圣母和圣子的脸上”,却“都呈现出侏儒般痴呆凶狠的表情”。而被“伟大的和谐”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梦中高呼着“至高无上的上帝,只有你,唯有你”的牧师马洛亚,醒来时却“脑子里闪烁着乳形臀状的天体,伸出肿胀的手指,抠了抠眼睛上的眵”(5)。天使和基督耶稣的处境在莫言的言说中也好不到哪里去: 

 

马牧师住房的后门一开,便直接进入教堂。墙上悬挂着一些因为年久而丧失了色彩的油画,画上画着一些光屁股的小孩,他们都生着肉翅膀,胖得象红皮大地瓜,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名字叫天使。教堂尽头,是一个砖砌的台子,台子上吊着一种用沉重坚硬的枣木雕成的光腚男人,由于雕刻技术太差,或者由于枣木质地太硬,所以这吊着的男人基本上不像人。后来我知道这根枣木就是我们的基督耶稣,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大善人。除此之外,教堂里还凌乱地摆着十几根条凳,上面落满了灰尘和鸟粪。(6

据后面另一处描写,这“灰尘和鸟粪”还落满了天主耶稣的身体。更为不堪的是,作为圣地的教堂,最终成为“鸟枪队”喂养“二十八匹黑驴”的驻地。更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就在上官鲁氏来到这教堂圣地,为她与马牧师的私生子女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施行洗礼的神圣日子里,就在天主耶稣的注视之下,遭到了鸟枪队养驴小组全体成员的奸污。如果说马洛亚牧师纵身跳下钟楼,使人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挽回神圣的宗教情感,而在他“宛若一摊摊新鲜的鸟屎”的脑浆面前,那刚刚激起的神圣情感又险些消解于这“不合适宜”的比喻。它让这起悲壮的殉情,既庄严崇高又微不足道。

但马洛亚牧师“新鲜鸟屎”一般迸溅的脑浆,上官鲁氏在教堂遭受的蹂躏,天主耶稣身上的“灰尘和鸟粪”,圣母和圣子脸上的“痴呆凶狠”表情,还只是来源于一种外在力量和外在环境,尽管它也是一种否定性力量,但它对肯定性的宗教神权和宗教情感还构不成摧毁性的解构。那最强烈、最深刻的可逆性来源于作者把否定性置于内在的心灵之中,来源于马洛亚牧师和上官鲁氏本身。小说对宗教情感的介入主要是以这两个人物为载体的,无论是通过他们的言行,还是通过他们的内心。但上帝的这两个迷途的羔羊、主的两个虔诚的信徒,他们之间的沟通不仅通过灵魂而且通过肉体,神圣的宗教情感一开始就关联着一种世俗的“奸情”。(或许这也正是作品在上官鲁氏遭受蹂躏和分娩时都戏剧性地安排“驴”出现的原因。)

在《圣经》里,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构成了人类的“原罪”(original sin)。正是这种“原罪”,人类才受到上帝的惩罚:男人要土里刨食,终生劳碌;女人则要承受巨大的分娩的痛苦。也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原罪”,人的灵魂才需要救赎。但在小说里,马洛亚牧师和上官鲁氏救赎灵魂的方式,恰恰是对“原罪”的重历。他们正是在对原罪的重历中,获得了自我的“实现”和对自我的“超度”。与这种经历相关联,马洛亚牧师在上帝创造的伟大和谐中,看到“乳状臀形”的天体,让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不仅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创造的“伟大的和谐”,也是女性无以伦比的蕴含着生命本原的身体。而对上官鲁氏这个曾因不堪无子的虐待、徘徊在死亡边缘的迷路人来说,拯救她的不仅是教堂钟楼天启般的钟声,也不仅是马洛亚牧师慈父仁兄般的悲悯眼神,而且还来源于马洛亚牧师对她身体的礼赞,来源于槐树林中与马洛亚牧师纵情欢爱的场景。这一幕竟是如此深刻地烙入她的意识,以至成为她抵抗分娩痛苦的源泉和所有愉快回忆的中心。当她承受着分娩的巨大痛苦、绝望和恐惧时,这一场景不断地从一个遥远的深处浮现出来。她祈祷着“中国的至高无上神”和“西方至高无上神”,布下“阳光雨露”,拯救她的灵魂。但她虔敬的祈祷却令人震惊地滑向了渎神的耻辱的中心:“她在绝望中满怀希望地祈念着,祈求着中国至高无上的神和西方至高无上的神,心灵和肉体的痛苦减缓了许多。她想到红头发蓝眼睛、慈父仁兄般的马洛亚牧师,在春天的草地上他说中国的天老爷和西方的天主是同一个神,就像手与巴掌、莲花与荷花一样。就象--她羞愧地想--鸡巴和屌一样。”(7

面对“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对象和虔敬的内心祈念,在一种正面的肯定性情感中却滋生了如此不敬的想象,使用了如此不洁的类比,意义的可逆性可谓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正是在这种无以复加的意义逆转中,在这一令人震惊的类比中,“中国的至高无上的神”和“西方至高无上的神”都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亵渎,神圣性的宗教情感和宗教尊严都受到了摧毁性的解构。而我们的“守法”的感觉,也在这种由可逆性语言创造出来的渎神的快感和颤栗中,受到强烈而持久的冲击。

 

二、男性中心与对男权的解构

 

与“神权”相关的是“男权”(父权、夫权)。这无论是在中国的封建文化还是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都是如此。在西方,这一男性中心思维就具现在他们的宗教经典《圣经》之中。根据《圣经》中的“创世”神话,世界万物都由上帝所创造,由男人亚当所命名。而女人的始祖夏娃,则是在亚当命名完万物后,由男人亚当的一根肋骨所生。也就是所谓的女人是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8)。这样一来,《圣经》就赋予了男人类似神的主体性、创造性,确立了男性的中心地位,让女人成为男人的绝对附庸。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从阴阳思维和道家文化来看,的确有过“阴性中心”倾向,但这“阴性”倾向却在某时发生了转换,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取得统治地位时,通过儒家文化确立起来的“男权”秩序,比起基督教文化来显得更加不可理喻。而在莫言的小说中,上官家八个女儿的相继出生,上官鲁氏所遭受的非人的待遇,正是这种“夫为妻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男性中心文化的生动写照。上官鲁氏的婆婆上官吕氏说得很明白:“没有儿子,你一辈子都是奴,有了儿子,你立马就是主。”(9)上官家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女儿,正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有如此多的女儿,而是渴望得到一个能够维继香火的男性后裔。上官家对男孩的渴望使他生出这么多的女儿,产生出了这么多的故事。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体现男性中心的渴望构成了《丰乳肥臀》潜在的叙事中心和叙事动力。上官来弟、招弟、领弟、想弟、盼领、念弟、求弟这一连串的名字,标明了上官家使用的是一种典型的男性中心话语。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可逆性的意义。因为,上官家族这一男性中心话语的标准使用者,又是男权秩序的最大解构者。这一解构首先来自于婆婆上官吕氏。极端渴望孙子的上官吕氏,既对不生儿子的儿媳妇进行疯狂的虐待,也对没用的丈夫和儿子拳脚相向、嗤之以鼻。其夫上官福禄、其子上官寿喜,在她凶狠的木杈下屁滚尿流,在她威严的喝斥声中觳觫战栗。所谓的“夫权”和“父权”都在这个钢铁一般的女人面前威风扫地,父亲不象父亲,儿子不象儿子,倒象一对可怜的“难兄难弟”。上官寿喜这个一心想要儿子,在妻子面前滥施夫权淫威,残忍到能够烙伤妻子下体的丈夫,却是一个缺乏生育能力的不完全的男人。更可悲的是,上官家的九个孩子竟然没有一个是真正姓“上官”的。他的“夫权”尊严,被他自身的缺陷、被他为了生一个男孩到处疯狂“借种”的妻子从根部挖空。上官家那个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被求到世间的宝贝儿子,上官金童,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把他的双生八姐上官玉女变成了“多余人”,把她的其他七个姐姐变成“外围”,让自己成为上官家的绝对中心。但就是这个宝贝金童,这个地地道道的处于中心地位的“男性”,作为上官鲁氏和马洛亚牧师的私生子,首先由于他从瑞典籍马洛亚牧师那里遗传来的明显的洋人特征,使得他作为上官家的男性“后裔”显得底气不足。更甚的是,这个母亲的心肝宝贝,上官家的众望所归,是一个从来没有长大的“婴儿”,一个一无用处的永远立不起来的男人。上官金童患有一种奇怪的终生难愈的“恋乳厌食”症(或者说是一种“恋乳情结”、“恋母情结”),他对“母亲”或者说是对“母性”乳房的迷恋达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对乳房的“使用”和“幻想”构成了他的全部生命。对于他来说,“有奶便是娘”,他必须吊在女人的乳房上才能生存。也就是这个“渴望跪在全世界美丽的乳房面前,做他们最忠实的儿子”的上官金童,彻底粉碎了上官家对男性“后裔”的希望,也打破了与上帝的创世神话相关的、女性由男性所生的“男权”神话的迷梦。透过这破裂的碎片,母性的伟大被凸现出来,和女性的身体相关的创造力被空前地发掘出来。这破裂的碎片似乎打开了一条通向原始意识的通道,让我们恍惚回到那个遥远的“母系氏族社会”,看到人类的那个共同的“母亲”原型。

 

三、历史意识与对历史理性的颠覆

 

按照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解释,“神权”、“男权”、“逻各斯”,是一个完整的相关体系,神权中心、男权中心和逻各斯中心一脉相承。所谓“逻各斯”中心,实际上也就是“理性”中心,是一种与极权主义相关的“本质主义”。与对既定的“神权”和“男权”秩序的解构相一致,《丰乳肥臀》那可逆性的语言还指向了“历史”的理性化和单向度性。以前,人们总相信历史有其必然性和某种规律,仿佛它有一个明确的预设的框架或目的。近来,这种所谓“目的论”遭到了怀疑和批判,人们把历史划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事的历史”。前者是客观的、无法更改的、可见的历史实事本身,它类似于福柯所说的“可见物”;后者则是不断变化着的、人们对这些历史事实的话语叙述和分析,它无法避免主观性成份。它类似于福柯所说的“陈述物”。根据福柯的观点,“可见物”不同于“陈述物”,“看”不同于“说”,“词与物”之间总是存在着“断裂”或“差距”(10)。与此相类似,“事件的历史”也不同于“叙事的历史”。我们相信存在着历史事实和真相,但与“历史事实”完全密合无间的“历史叙事”是不存在的。而历史又必然是用语言叙述出来的东西。任何事实物件要想被我们理解和接受,它都必须转化为语言性的东西。从尘封的地下挖出的器物,那些目击者拍下的照片,固然是历史的证据,但它要真正进入历史的链条,还必须依赖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语言性解释。正是这种语言性解释,使历史(话语的历史)和事实(事实的历史)之间出现了或大或小的、或蓄意或无奈的断裂或差距。也正是因为此,历史成为可以被误解、被歪曲、被捏造,可以被用于不同的目的的一种不断变化着的东西。因为任何人的语言都不能摆脱个人的、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并且语言也不能摆脱语言自身的线性结构,不能摆脱它作为思想“有序化”的标志。也就是说,当事件被组织进话语之中的时候,它也就被纳入了一个先行预设的结构,被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一定的因果关系逻辑地必然地组织起来,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连续性的、有序化的线性秩序(“叙事”)。因此,不管历史本身的头绪多么纷杂,不管历史本身的意志多么盲目,也不管历史本身的线索存在着如何的断裂,我们所看到的被叙述出来的历史总是清晰的,一义化的,理性的,连续的。仿佛历史总是按照一种明确的预设的框架有目的地向前发展的。而可见的事实本身那些纷杂的、多义的、混沌的一面(有时也是最本真的一面)便被压抑下去,归于沉寂。福柯指出,就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今天的“历史便是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让众多的素材呈示(11)。明确一点也可以说,过去的历史,是把“事实”转换成“话语”(文献),今天的历史是要从“话语”(文献)返回到沉默的纷繁的可见的“事实”。而我们看到的莫言的小说,或许可以看作这种新历史观更加深刻、更加直观的演示。

莫言这部小说,其故事时间历经清末、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漫长时期,并用了长达40多万言的煌煌篇幅来叙述,无疑是具有一种鲜明的历史意识的。亦即作者想通过上官家族的变迁写出中国历史演进的某些特点。但我们看到的莫言的小说,解构了那种经过大脑精心过滤的历史,放弃思想对历史的虚妄评判,抽掉语言对历史的蓄意组织,把历史交给了一双迷茫的、无忌的眼睛,让历史从话语的水平返回到可见的视觉性的阶段。他试图揭示历史的真相,以更加切近事实的本质。但莫言并不仅仅依靠眼睛,凡是眼睛不够用的地方,凡是需要思想和判断的地方,他都运用了“幻觉”和“想象”。这便使得莫言的视觉又是不纯粹的,它总是与怪异的幻觉和神奇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加上对历史事件的戏谑性叙述,使得莫言所揭示出来的历史“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让历史那驳杂的色彩、纷繁的头绪,感人的激情和魅人的罪恶,让历史的混沌和汹涌都几近原生态的、又是魔幻的方式呈现出来,产生出一种“似是而非”又“似非而是”的惊人效果。这使得莫言的小说,不仅对“叙述的历史”(话语)而且对“事件的历史”(事实)都是解构性的。莫言以“视觉”解构了“叙述的历史”,又以“幻觉”解构了“事件的历史”。它让历史呈现为喧嚣的宇宙和沉默的大地。

在这里,我们与其说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清晰脉络和面貌,不如说看到了历史模糊不清的生长和漫延。我们与其说看到的是上官家族的历史变迁,不如说看到了一个“吱吱哇哇,各唱各的调,横冲直撞,各走各的道”,存在着“深刻的混沌”和“伟大的和谐”的“复调性”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找不到绝对的中心,找不到固定的焦点。上官家的七个女儿曾经象“蒜瓣簇拥着蒜莛”一样簇拥着上官鲁氏,但长大成人后,她们的魂儿先是一个接一个被各座山头、各条道路上的抗日英雄勾走,让她的母亲成为除了给她们继续养育后代外谁也指挥不了的光杆司令。她们每个人的婚姻都一无例外地遭到母亲的抗议,但她们都一无例外地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的选择,就象遵循着各自的轨迹穿梭运行的“天体”, 没有统一的“调”,没有统一的“道”,做着偏离中心或无中心的自由运动。所谓战争的历史,不仅是一场对外战争的历史,而且更象是上官家族内部的女儿女婿之间的一场你来我往、反来复去的既受民族感情、也受个人私欲支配的充满可逆性的争斗。生的意志与死的冲动一次次痛苦悲壮地交锋,英雄主义的激情夹杂着个人主义的本能。母亲对于战争、对于历史的评价标准,是她获得的现实的恩惠和遭受的现实的苦难。亦即这些英雄队伍如何让上官家在困难中渡过了难关(让她们生),这些英雄战争又如何让上官家付出生命的代价(让她们死),而不是站在固定一方的立场上进行偏激的褒贬。尽管这每一方都是曾经受到过她无谓的反对和抗议的。小说正是以“母亲”这个“非中心化”的中心,作为历史叙事的一个主要视点。也就是说,我们从小说中所看到的历史的面貌,部分上是透过“非中心化”的“母亲”那“客观”而“实际”的眼睛看到的。但母亲还不是这部小说叙事的中心视点。小说的中心视点来自于上官家的“中心”上官金童。但上官金童的眼睛最关心的是乳房的形状、乳汁的产量,乳房的命运和乳房的去向。因此,对于上官金童来说,历史意味着对母亲乳房的一系列不同的影响,以及由之而来的他的身心所体验到的欢乐和所遭受到的创伤,他既亢奋又忧郁,既绚丽又恐怖、既神奇又实际的幻觉和想象。透过这样一双奇怪的眼睛看到的历史,被涂上了焦灼的色彩,更加没有固定的焦点。

透过这对母子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消解的“非聚焦式”的奇特视点,历史好像是整个宇宙弹奏出来的“交响乐”,是所有生命都参与了的“狂欢节”。在混乱的战争年代,沙月亮的“鸟枪队”,司马库的“司马大队”,鲁立人的“爆炸大队”,轮番占据主角的地位。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各方势力,更是反来复去,你来我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里,没有谁解释事情的原委,也没有谁说明行为的意义,只有一双迷茫、焦灼的眼睛和盲目、机械的行为。凡是视觉不够用的地方,凡是需要进行价值判断的地方,视觉就求救于“幻觉”和“想象”。于是,我们在《丰乳肥臀》中看到了历史的斑驳色彩和缤纷构图,看到了历史中汹涌澎湃的激情和蠢蠢欲动的欲望,看到了那些为人类所“忘却了的罪恶”和“所背叛了的梦想”(马尔库塞)。这种存在于小说之中的“历史”虽然也必然存在于话语之中,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叙事”,但它力图以一种非焦点式、戏谑化的叙事,打破语言结构化的偏见和线性特征,回复到视觉化的纷繁的沉默的历史事实本身,它是一种从“有名”到“无名”,从“话语”到“事件”,从“有序”到“混沌”的返归过程。但这也并非纯粹的可见的历史,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的“真相”,它以高度个人化、主观化的想象与幻觉,赋予历史以奇迹般的魔幻的特征,创造出一种与人们日常经验迥异的新秩序,构筑了与现实真实不同的另一种真实。这种视觉化、魔幻化的历史,对于读惯了清晰的、合理的历史话语的感官来说,那一套单向度的、理性化的价值标准显然已不适用。这种否定性效果无情地冲击着人们已经结痂了的被单向度的历史和现实所同化了的思维,彻底打破单义化的“逻各斯”或“理性”中心主义,解放出人类存在的复杂多义性,在令人震惊和诧异的间离效果中以促成一种“新意识”和“新感觉”的诞生。

 

四、不朽情结和死亡冲动

 

如果说宗教情感和对神性的亵渎,男性中心和对男权的解构,历史意识和对历史理性的颠覆,作为一系列相互关联、充满可逆性的文化价值,成为《丰乳肥臀》实施震撼效果的文本基础,那么,《丰乳肥臀》那震撼人心的力量或许还来自于它穿透了种种文化表象的纠结,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最底层,用一种可逆性的语言揭示出人类存在那个最深刻、最内在的悖论:“不朽情结”和“死亡冲动”。

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曾谈到,人都有“追求不朽的欲望”,追求不朽是爱情或人生的目的。而人要达到这一目的则要依凭“身体的生殖力和心灵的生殖力”。身体的生殖力孕育出肉体的子女,心灵的生殖力孕育出“思想智慧以及其他心灵的美质”这些心灵的子女。柏拉图认为,“孕育和生殖是一件神圣的事”,正是依靠孕育和生殖,“可朽的人具有不朽的性质”(12)。在“身体”的生殖者和“心灵”的生殖者之间,柏拉图显然更偏爱后者,“因为他们生育的子女比寻常肉体子女更美更长寿”,那些“产生伟大作品或孕育无穷功德的人们”更能留下不朽的“荣名”(13)。与柏拉图的这一点相类似,儒家也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观。不朽也是所有宗教关注的中心。道教讲“长生”,佛教讲“无生”,基督教讲“永生”。但无论是柏拉图的“心灵的生殖”,儒家的“立功,立德,立言”,还是基督教宣扬的在彼岸世界中“永生”,都毕竟不是凡人所能达到的。前者为人在“现世”中设置了过于理想的要求和过于沉重的目标,后者又因为寄希望于“来世”显得过于虚幻。因此,这就使得人类追求不朽的欲望最终体现到对肉体生命的延续上。或者说,对肉体子女的生殖和孕育成为人类追求不朽的最根本形式。通过生育繁衍,使得生命自体在老朽和灭亡之后,下一代的生命能够对前一代的生命进行接续,从而达到绵延不朽的目的。为了达到“不朽”而进行的“生育繁衍”也因此具有了最根本性的意义。而在中外文学史上,或许还没有哪一部成熟的作品能象莫言的《丰乳肥臀》那样,如此突出而深刻地关注与“不朽情结”相关的“生育繁衍”这一人类存在最为深厚最为本原的问题。

“丰乳肥臀”这一与生育力相关的女性身体特征,被作为小说的标题加以极端地突显,并作为一个核心意象在小说的各处反复出现,使得它成为一个与原始的生殖崇拜或母性崇拜相关的原始象征符码。“大地”的意象也具有类似的象征意义。“母亲”和“大地”都是生育繁衍的原型,都是生命的本原。用莫言的话说,只要有“母亲”和“大地”存在,只要有“丰乳肥臀”存在,就会有不竭的生命孕育出来。作为“母亲”原型的上官鲁氏,生下了八女一男一群“女、儿”,她的女儿被养育成人后,又成为下一代的“母亲”,一群新的生命(来弟之女沙枣花、招弟之双生女司马凤司马凰、领弟之双生子大哑和二哑、盼弟之女鲁胜利,还有来弟之子鹦鹉韩)又接连降生。当这些只管生不管养的女儿们把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包括非亲生的司马粮都扔给上官鲁氏的时候,看着由于缺衣少食已不堪生命之重的上官鲁氏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想尽一切可以想象的办法养育一群后代的情景,我们不禁感叹母亲的伟大和生命的韧性,不禁感叹那潜藏着的让人类得以延续下去的强大的不朽本能。不管自然条件多么恶劣,人们总能找到一些活口的办法,不管生存环境多么艰苦,也抵挡不住生育繁衍的进程。《丰乳肥臀》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有关生命存在的最为纷乱多彩、最为生机勃勃的动人场面。

但如果一个人只看到人类具有不朽的欲望,或许他还没有真正地认识人性。因为人性中不仅具有一种“不朽情结”,还具有一种“死亡冲动”。这种“死亡冲动”并不是指内在于生命有机体之中的自然生理进程,而是更像弗洛伊德后期学说揭示出来的那种“死本能”,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于人类本能之中的毁灭生命本身的势力或冲动。这种死亡冲动下的死亡与生命的自然死亡(由于疾病和衰老造成的死亡)采取不同的死亡形式,那就是它从来不会让人“寿终正寝”,用莫言的话说就是它让人“死不在炕上”。就像在中外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丰乳肥臀》那样把不朽情结支配下的生育繁衍放在如此突显的位置,似乎也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莫言的《丰乳肥臀》那样如此突出地展示人类的死亡冲动。战争、饥谨、暴力、自杀、不顾后果的追求高潮体验的色情以及与母性生育力相对的男性不育症等,都是死亡冲动的表现形式和变种。莫言以其独特的个性和偏嗜,写出了死亡最丰富多采、最惨烈恐怖的形式和最出其不意的可能性。有些作品或许也突出地展示了“死”,有些作品或许也成功地展示了“生”,而莫言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把“死亡冲动”置于“不朽情结”之中,让这两种强大的力量直接对垒和交锋,揭示出人类存在的那个最深刻、最内在的悖论。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是少有的“残酷的天才”。他的“残酷”和西方小说家中同样有“残酷的天才”之称的妥斯妥也夫斯基不同。妥斯妥也夫斯基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总把“异己的声音”置入人物的内部,以没完没了的相持不下的可逆性对话摧毁任何一个坚强的神经。而莫言则喜欢为对抗的人性设置可逆性的外在情境,把内在世界的分裂搬到可视的外在舞台上,具象化为激烈对抗的、血淋淋的毁灭性行动。这使得莫言热衷于战争题材的描写。这里与其说战争是莫言热衷的一种“题材”,或许不如说战争是莫言热衷于借用的一种“场景”。因为“战场”和“刑场”一样,都是实施“杀人”的最好场所,最便于表现人类的“死亡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饥谨”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和“母亲”(“大地”)一样,也是一种古老的象征性原型,它具有一种和“丰乳肥臀”相对抗的死亡特征。“母亲”孕育生命,“战争”摧毁生命。“母亲”让生命一代一代地孕育,“战争”却像割韭菜一样让生命一茬一茬地死去。生命与死亡就在母亲大地不竭的生育繁衍与摧毁性的战争之间来回游移。小说一开始,就让生命的诞生笼罩着浓重的死亡气息,就在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降生的同时,大批的生命包括上官福禄和上官寿喜正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肝脑涂地。在莫言的这部小说里,没有人能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上官家的人和司马家的人都曾“多得像羊圈”一样,最后剩下的却都寥寥无几。司马家的那二十余口,上官家那八个漂亮女儿,六个著名女婿,二个外甥四个外甥女,还有众多的有名或无名的人物最终都以不同寻常的死亡作为生命的结局。战争、饥谨以及文革中的各种恶行和暴力,让孕育生命的大地变成了可怖的充满死亡的地狱。

在这里,我们看到生命个体一次次地诞生又一次次地死亡,人类一次次地破坏又一次次地建设,不朽的情结和死亡的冲动做着永无休止地交锋,我们无法判断哪个是最后的胜利者,生活在这场永恒的战争夹缝中,也许是人类的宿命。只是有些意识形式会倾向于掩盖这种事实,让人误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无矛盾冲突的世界之中。但只要人类意识到这种存在的悖论又从来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也就永远不会摆脱夹缝之中的痛苦,正是这种痛苦,促成了一切伟大艺术的诞生。伟大的艺术试图用一种可逆性的语言,描绘出存在于人性中的天堂和地狱的图景,让我们在一种深深的惊诧、恐惧和颤栗中看清人类自身的处境,以颠破一切虚饰的关于美好人性的盲目肤浅的乐观考虑。

 

五、返归母体与走向神圣

 

如果说莫言的《丰乳肥臀》仅止于颠覆和否定,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作“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而“可逆性”文本和“解构主义”文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在意义上通过把矛盾性置于同一性之中,造成意义在两个极性概念之间的往复运动,从而粉碎人们对终极意义的幻想;它还在形式上通过话语反复,在时间在向前发展的向度中置入一个不断向后“回溯”的向度,从而以一种可逆性的时间表现出对本原、对同一性的执著不渝的追求。

 

按照人们的通常理解,时间是在一个方向上伸展的单行道,一个不可逆的、川流不息的过程。在时间中呈现的话语也同样具有一种不可逆的线性特征。但对于小说家来说,人虽不能让时间停止,虽不能从根本上超越存在和语言那种单向度的时间性,但却可以通过特殊的叙事策略,通过一种话语反复,让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叙事的“话语”和叙述的“事件”都不断地向原点回复,从而象征性地打破线性时间的不可逆结构,让时间具有一种“非时间性”。由于我们实质上是看不见时间的,时间总是通过时间之中的事物的变化流逝来显现的,如果一种事物虽存在于时间之中,它却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而是“针对吞噬一切,把一切都卷入生成变化之中,卷入短暂性之中的时间”还能够“始终如一,坚持到底”、保持着自身的“同一性”的话(14),那么时间对于它来说,也就停止了“作用”,成为一种非线性发展的“可逆的时间”,具有了“非时间性”。而这一在时间流逝中能够“坚持”下来的具有“同一性”的事物,也就具有了某种“永恒”的价值。而莫言的这部小说,也正是通过那些“坚持到底”的东西,以一种可逆性的时间,免于单一的否定和纯粹的解构,表现出了对某种永恒价值的追求。而这一追求正集中体现在上官金童这一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之中。

上官金童是那种典型的超越了时间变化的、能够“坚持到底”的人物。这不仅是指,到故事结束之时,上官金童是上官家族几乎唯一活着的人,他的八个姐姐、七个有个血亲的外甥和外甥女(除鹦鹉韩被判刑入狱之外)以及他的母亲,都以不同的方式相继死去;而且还是指他患有“终生不愈”的“恋乳厌食症”,是一个在心理甚至生理上都始终没有长大的“老婴儿”。书中反复描写他对乳房的热恋、幻想和焦虑,写他艰难的断奶过程,写他短暂好转之后的旧症复萌。也正是在这种反复描写和叙述中,上官金童的反常心理和行为被赋予了某种潜在的象征意义。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病理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出生,即意味着和母体的分离,意味着从此打破和母亲天然一体的和谐关系,从一个熟悉的、安全的、熨贴的环境被抛到一个陌生的、动荡的、充满刺激和变数的嘈杂世界当中去,这也是海德格尔把人的出生看成“被抛的在世”的意义。当个体被抛到这个世界上之后,要重获失去的幸福,继续维系与母亲的血肉联系和亲密的身体接触,主要依靠吸食母乳。而婴儿断奶,实际上是婴儿和母体天然联系的最终斩断,它内在地剥夺了婴儿继续栖身于母亲怀抱的根基和理由,它因此会在婴儿的心灵上造成一个巨大的缺口,使他终生欲望着重新获得失去的乳房,以回到母亲的怀抱,重温已失的与母亲、与生命本源之间那种天然一体的和谐。因为在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的宫房、比母亲的怀抱更为安全的栖身之所。从这个意义上看,上官金童那种为作者所反复渲染终生难愈的“恋乳厌食症”,正可以解作是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潜在于灵魂深处的返归母体、“复归于婴儿”的永恒情结。

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人一生所摄取的食物中,母亲的乳汁也许是最细腻、最纯净的。婴儿能够离开母乳,摄取其它粗粝食物的过程,也是一个在生理心理上逐渐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使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都逐渐坚强起来,并能够接受母亲之外的人和物、逐渐融入到复杂的社会之中去的一个社会化、世俗化的过程。但小说中的上官金童,到了13岁还拒绝消化“动物的尸体,植物的纤维”,把乳汁之外的任何食物都看成污浊的令人厌恶的东西,而成年期的每一次旧症复发,都让他“吐尽身体中的所有污秽”,不断返回到那个吸取母乳的幼儿阶段上去。这种非常态的病理现象,在它的反复重现中,同样获得了某种象征意义。它预示着上官金童对个体的成长、对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被污浊的社会所同化的本能的抗拒。就象他柔弱的胃消化不了母乳之外的粗粝食物那样,他那始终没有成熟起来的、偏执但也纯真善良的性格,使他不具备在这个“粗粝”的社会中生存的能力。他被一直宠爱着他的母亲赶出去闯荡世界,先是被他母亲式的情人独乳老金炒了鱿鱼,后被他的外甥媳妇耿莲莲逐出了“东方鸟类中心”,最后又被他稀里糊涂娶来的妻子汪银枝骗走了产业赶出了家门,在黑夜中流落街头的他,最终竟然连身上的一套行头也没保住,被一群小流氓剥了个精光,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一个上帝的迷途的羔羊,一个无家可归的孤独的游魂。也正是在这里,莫言这部看似浑然天成、不事雕琢的小说,显示出他在文体结构上刻意的匠心。因为在这里,上官金童即将重历她母亲的精神历程。当年上官鲁氏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听到了教堂天启般的钟声,来到了教堂,在小说临近结尾,经历了沉重的精神磨难的上官金童,背着年迈的母亲的也来到了重新整修过的教堂。当上官鲁氏在教堂的那棵大槐树下“坐化”,满树的槐花纷纷坠落之时,被上帝同时启悟了心智的上官金童和在这里主持教务的马洛亚牧师的长子,他的同父异母哥哥相遇。当年马洛亚牧师对上官鲁氏说的话在这里重新响起:“兄弟,我一直在等待着你!”(15)上官金童最终走上了神圣的皈依上帝之路,“要把自己的风烛残年献给上帝” 16)。于是,“乳房”(母亲)、“天体”(天空)、“山峰”(大地)和“上帝”(神,父亲),这些被混同在一起的意象呈现出了它的象征意义,它预示了“沉入深深的水底”和“升上无限的天空”,“返归母体”和“走向神圣”两种不同的具有本体性的精神体验和文化价值被亲密地结合在一起。  

于是我们看到,《丰乳肥臀》这部具有强烈解构倾向的小说,在经历了一番激烈的颠覆和反叛之后,似乎划了一个“圆”,回到了它的原点,小说开头和结尾呈现出来的巨大的呼应,使这首嘈杂轰鸣的“复调性”音乐,奏出了出其不意的“和声”,成为一个真正的“可逆性”文本。这个可逆性文本,让我们在解构之中看到了的一些永远解构不了的意义,在时间的流逝变化中看到了一些“坚持到底”东西,它通过一系列对立的、异质的因素的混合,让我们看到潜存于宇宙之中的那种深刻的悖论和奇异的秩序。这,或许就是“杰作的秘密”。   

 

注释:          

1)    莫言在与王尧先生的对话中谈到:“在修改的过程中,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丰乳肥臀》是我的最为沉重的作品,还是那句老话,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应该看我的《丰乳肥臀》。”――参见莫言、王尧《从<红高梁>到<檀香刑>,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1.

 

2)    详见拙文《试论文学语言的可逆性》,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

 

3)(4)(5)(6)(7)(9)(15)(16)  莫言《丰乳肥臀》,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第5页,第5-6页,第77-78页,第43页,第17页,第603页,第617页。

 

8)    参见《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三章。

 

10)   参见《福柯集》(林贤治主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73-578页。

 

11)   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7页。

 

12)(13)  参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65,270页。

 

14)  瓦尔特·比梅尔:《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08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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