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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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旋激荡的交响乐——谈《红高粱》中的复调因素

时间:2008-11-13 09:32来源: 作者:李 健 点击:

摘要:复调理论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发现的对文学创作及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文艺理论,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中所包含的复调因素,对我们理解作品有特殊的意义。论文通过考察、分析和挖掘小说中的复调因素,试图从一个侧面阐释作品的独特内涵和品质及获得的意想不到的与传统小说不同的艺术美感。

关键词:《红高粱》 复调

一、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复调理论是巴赫金在他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提出的。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如《穷人》、《罪与罚》等中充满了诸如音乐中的复调音响,他的作品“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29页)从而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和思想的解剖力量,恰如鲁迅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种方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这种复调小说最能展示小说主人公的主体意识的矛盾和性格的多重性,还人物以思想,深入事物的本质,同时也达到增强作品戏剧性和批判性的效果。

复调小说的基础是对话。按照巴赫金的文艺理论,无论是生活的本质、思想的本质、艺术的本质还是语言的本质都是对话。在复调小说中对话是全面的,渗透在小说的各个方面,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巴赫金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小说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立着。”对话关系这一现象“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浸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浸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浸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76-77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同作者处于平等地位的独立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我意识,主人公不是作者描写的客体,而是表现自己独立思想的主体,他不根据作者而是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来评价表现自己和世界,而这种主体性是通过对话来展开的,对话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交际。对话结束之时,也是一切终结之日。因此,实际上对话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343-344页)因此,复调小说的作家重视瞬时性的描写与横断面的描写,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氛。

二、《红高粱》中的复调因素

长篇小说《红高粱》是最能反映莫言风格的一部奇作,它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仅想谈一谈蕴含在其中的复调因素。莫言在《红高粱》中写道:“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红高粱》,《莫言文集》(第1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2页)这种爱、恨强烈对峙的情感在作品中随着情节的深入,用恣肆汪洋的语言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漩涡,经久不息。这一效果的获得与作品中的交响乐般的复调旋律紧密相伴,使作品在叙述效果、人物表现、情节结构等多个方面显示出独特的品质。《红高粱》中复调因素有别于传统独白小说,以对话为基础,体现出下面几个特征。

一是主人公的主体性。

作品中的主人公是同作者处于平等地位的独立的人物,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独立价值,体现出人物的主体性特色。正如作者所言:“我认为这部作品恰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一种共同的心态,在长时期的个人自由受到压抑之后,《红高粱》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敢说、敢想、敢做。”

“我奶奶”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物。她的思想渗透在她与余占鳌做出的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上。她那种倔强而又软弱,勇敢而又卑贱的性格,不在“我”和作者等的控制之中。人物自行表演,事件自动进行。她有反抗又有顺从,有坚贞而又放荡;她既能在大难面前指挥若定,又会在感情面前方寸大乱,复杂多样的情态表现,使其形象饱满,让人感到可爱、可敬又可亲。单家父子被杀后,初嫁的奶奶毅然决然地扛起一家之主的重担,与其父亲断绝关系,坚强地经营起酒坊;连前来投奔的余占鳌都“想着那女子的诡心计,叹服不止。”“我奶奶”对余占鳌的轻薄,竟抽泣着说:“我不管,我不管,他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作品中奶奶的所作所为连在作品中的“我”都佩服,使读者心下暗想,面对这种境遇该做何种选择?出嫁前,“我奶奶”在长久的恸哭中,“并不感到有多少锥心的痛楚,反而领会到一种发泄胸中郁闷的快感,她一边哭着,一边重温着过去的幸福与欢乐,痛苦与忧伤,哭声好像不是由她嘴中发出,而是来自远方的为她头脑中重重叠叠出现的美丽而丑恶画面配伴的音乐。最后奶奶想,人生一世,不过草木一秋,豁出去一条命,还怕什么?”(《红高粱》,《莫言文集》(第1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85页)让我们看到一个敢做敢为有独立思想的人物形象,也为下面人物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品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孙五是一个屠夫,被日本鬼子抓去逼着剥“罗汉大爷”的皮,在鬼子刺刀的威逼下,孙五不顾“罗汉大爷”的请求,一刀刀细细地剥下去。按传统抗战作品的写作逻辑,孙五应该勇敢地以死反抗,或不顾危险救出“罗汉大爷”甚至按“罗汉大爷”的请求去做,而剥人皮的事应该是日本人或其走狗去做,以揭其暴行;而故事却一反常态。孙五后来受不了精神的刺激和舆论的压力发了疯。这些呈现出小说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性的忧虑,从而使其具有独特的内涵。

其他人物也各按自己的思想做出行为的选择。杀人如麻的“我爷爷”走上了土匪路,既不参加八路,也不接受国民党军的改编,自己扯起大旗打鬼子;入铁板会后,队伍壮大了,为“我奶奶”出大殡,显然是“我爷爷”本人狂妄自大的行径,连作品中的“我”也批评他不该有此一举。

二是平等对话性。

巴赫金认为思想是通过对话展开的,这就使得复调小说具有对话性的重要特征。(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2001年版,55页)《红高粱》中故事与故事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思想与思想之间都充满多元对话的声音,呈现出明显的复调特征。

“我”为了为家庭树碑立传,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采访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92岁的老奶奶。(《红高粱》,《莫言文集》(第1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2-3页)她对“我奶奶”——“我”心目中的抗日先锋,民族英雄的评价是:“你奶奶年轻时花花事儿多着咧。”对伏击日军一役,“我”也查过县志,其记载与作者自己的叙述、故事的真实发展、民间的叙述形成了一种对话状态,体现了一种对人的存在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定位。

“我爷爷”余占鳌带领自己发展的队伍抗日与江小脚领导的胶高支队部及冷麻子的国民党之间,恩恩怨怨,瓜瓜葛葛,互相纠缠又难以混合,各按自己的理想、信念行事,事件、人物各有归属,作品在叙述结构上虽然迂回曲折,却又脉络清晰。读者与作者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期待在叙述过程中难以与故事相吻合,体现出战争、事件及人物个性的复杂性。

“我奶奶”被鬼子击中,临死前的感觉和与上天的对话,正是她纯真内心的表露:“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红高粱》,《莫言文集》(第1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70页)这与上天的对话毋宁说是与自我的对话,既是一种主体个性思想的表现,又带复调的自我对话的特色,深刻地传达出主人公的疑惑、坚定、粗放的心态与性格。与传统英雄人物的豪言壮语相区别,这真诚的语言的表露更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给人以真实可亲的感觉。

“我”回到逃离十年的家乡,来到“二奶奶”坟前,“二奶奶”跳出坟墓与“我”的一番对话,是“英雄”和“王八蛋”的对峙与消解;浸润着我对“像血一样的红高粱”的怀念和对“杂种高粱”的痛恨,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曹县长审杀人案一节,罗汉大爷“一个念头”在“脑袋里一亮:老少东家就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一定是他勾通奸夫,放了一把火,调虎离山杀了单家父子”。他“看了一眼驴上的我奶奶,又对自己的想法怀疑,大凡杀人的人,再怎么掩饰,也掩不住凶相,可驴上的女子……表情庄重安恬悲凄,不似菩萨,胜过菩萨。”分明是罗汉大爷内心的自我对话。

以对话为基础的复调的运用,显现出主人公自我的个性和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场感,在对话中主人公的思想和心灵的冲突不断,体现出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三是作品的未完成性。

巴赫金认为“只要作品仍是多声部的小说”,就不会有结果,“主人公和对话内在的未完成性,与每部小说外表的完整性(多数情况下是情节结构的完整性)相互发生冲突。”主人公和对话内在未完成性归根到底来自主人公是有思想的人,是爱思考的人,每个人都有“伟大而没有解决的思想。”

战乱、兵匪、物质的匮乏、生活的极不稳定下的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定地生活下来。《红高粱》展现的正是这种充满血腥的仇杀状态下人物各自的选择,他们在各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痛苦而又快乐地生活着、思索着、行动着。有哭有笑,有血有泪,有仇恨有热恋,有颠沛有流离,有探索有追求,他们在努力地寻找着自己生存的根基。由于共同的理想或信念或目标他们会抱成一团,但各自追求的相异又使他们不得不骨肉分离。这是个情感、人生大碰撞的时代。恶劣的环境是试金石,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更能显露出一个人的意志,更容易形成思想和观念的对峙。

“我爷爷”余占鳌被县长曹梦九的“假招降”政策,断送了八百弟兄的性命,独自回到村庄,面对的着是“我奶奶”的“背叛”,仇恨、耻辱还有恩爱多种复杂的情感交织、煎熬着这个血性的汉子;“我奶奶”对余占鳌的始乱终弃,其爱恨也不断得到深化。面对日军的凶残,成麻子那套良民理论轰然被肢解和倒塌,人们在不断地探索着自己的出路。

《红高粱》系列从第一章《红高粱》开始,《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一章一章地写下去,就像是高密东北乡的高粱一样无边无际,“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红高粱》,《莫言文集》(第1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2页)从《红高粱》结构上看,长篇小说系列有九个篇章,每个篇章就是一个单独的故事,组合起来又是个大故事,篇章之间又起到相互穿联、相互映照、相互渲染、相互深化的效果,可以说小说开始就设置了一个开放的状态,使各色人物登场、对话、交流、贯通,并进行思想上的交锋、提升,加之叙述的怪诞与狂欢,情节的复杂与生动,人物进进出出,无休无终,博大回旋。

四是描写的共时性。

巴赫金认为共时性描写与历史性描写把复调小说与传统小说相区分,共时性描写能够加深作品的戏剧性和感染力。莫言把这两种描写纳于一个共同体《红高粱》当中,不仅使作品具有深邃的历史感,还获得传统小说很难达到的强烈戏剧性。这里重点谈一下共时性在小说中的表现。

莫言具有对各种场面驾驭的高超技术才能,如小说中出现的一系列伏击场面,活剥人皮场面,人物对话场面,甚至野合场面,都扣人心弦,令人久久回味。战争场面子弹飞速运行,断臂残躯一齐飞扬,激烈震荡,酣畅淋漓,而与之相伴的是激战或屠杀后,外村村民前来“倒地瓜”场景的上演;活剥人皮场面,刀子下去,人心揪动,鬼子岿然不动;对话场面,如关于“任副官”去留时“我奶奶”与余司令的对话,充满着人物思想的搏斗与较量;以及“我奶奶”死前的心理描写;“我母亲”在井里避难时的饥饿感;“爷爷”欲杀“奶奶”的一瞬;“我”在二奶奶坟前与二奶奶的对话……作者把人物放在特定的瞬间的横剖面上进行共时性的描写,敏锐地捕捉他们的性格矛盾与心理意识的斗争,使“一种或千篇一律”的场面,呈现出众多而丰富多彩的事物和思想,这种共时性描写能全面展示出主人公主体意识的矛盾和双重性,深入到主人公思想的本质。

共时性描写的艺术手段还能增强作品的戏剧性,在同一瞬间,同一场合展示不同人物思想意识的交锋,展示不同人物的矛盾和冲突。在县长曹梦九审查杀人案一节中,曹县长让我奶奶答话,我奶奶骑在驴上不动,庄长五猴子蹭过去咤斥她,县长抬手镇住了他。外曾祖父把她拖下驴来,曹县长问她可认识这俩人,我奶奶却晃荡几下,一头栽倒在地。曹县长宣布我奶奶无罪,并怀疑五猴子引狼入室,五猴子被掌嘴。我奶奶跪在曹县长面前,叫一声:“爹!亲爹!”曹县长无奈认下干女儿,众人都睁着怪眼看着两人。场面瞬间万变,人物间的矛盾、纠葛与交锋,在一个瞬间,在一个横剖面上展开,场面镜头频繁切换,从而获得强烈的戏剧效果。

长篇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呕心之作,从这部作品开始,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叙事调子,这种叙述方式既不同于高大全的英雄叙事,又不同于民间的说唱叙事,它是流淌在人们思维深层中活水般的长河叙事,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品中新的艺术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形成与其中的复调旋律相契合,从而呈现出与传统小说不同的艺术美感。当然,复调框架下也隐含着其他因素和技巧的运用,如新历史主义的叙写方式,精神分析学的运用等,也正是这些新的技巧和手法,强化了作品的复调旋律,在对淳朴民风与古老的陋俗的描写和叙事中,体现出作者对这块土地及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们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

(作者系青岛大学文学院2006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年版。

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红高粱》,《莫言文集》(第1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4、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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