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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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生花谱群芳

时间:2012-10-01 09:45来源: 作者: 王美春 点击:

妙笔生花谱群芳

——莫言长于塑造女性形象探秘

                  王美春[1]

  莫言一直从乡村世界出发,坚持写乡土中国、民间中国;莫言小说中女性世界的欢乐和苦难,说出的是他对乡土中国、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以及他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故乡是莫言创作的原动力。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描摹书写的女性既素朴,又绚丽。莫言笔下,没有人为的等级划分,也没有超人的道德审判;所有的女性形象都在人性的范畴内,被一种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光辉所笼罩,她们是作家心目中想象的审美视野中的偶像。

关键词女性塑造;人性关照;浪漫象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一、莫言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莫言一直从乡村世界出发,坚持写乡土中国、民间中国: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谦卑的乡村之子的淳朴心态,把创作之根深深扎入富饶而广阔的乡野现实,创作了大量像夏日的繁花一样多姿多彩的小说。莫言通透的感觉、奇谲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汪洋恣肆的语言、对叙事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作品成为当代文学发展旅程中的里程碑。莫言作品最根本、最有生命力的特征,在于他得天独厚地把艺术语言深深扎于高密东北乡的丰厚土壤里,才得以天马行空般地显现着大精神大气象。故乡是莫言创作的原动力。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描摹书写的女性既素朴,又绚丽。“故乡留给我的印象,是我小说的魂魄,故乡的土地与河流,庄稼与树木、飞禽与走兽、神话与传说、妖魔与鬼怪、恩人与仇人,都是我小说中的内容。”[2]莫言小说中女性世界的欢乐和苦难,说出的是他对乡土中国、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以及他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

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在某种定势文化中被塑造、被命名、被规定的命运,以及她们不满于这种命运所带来的令其不快的同化、异化而作的不屈努力,是本文着力考察的对象。莫言在小说中描写、塑造的女性主要是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她们的生活、理想、追求,以及她们在社会、人生海洋中的挣扎、呻吟,都让人觉得真实可感,其中有些女性形象可谓驰名中外。本文希望以“人”为出发点,对莫言小说中各色女性形象,分不同侧面做一番现代的关照与本位的还原,着力于历史事件中个人的命运与性格,集中展现女性于文化、历史间的个人挣扎与心灵演变,其历史的曾经对今天女性的个体成长、文化定位,或许会提供有益的参照或借鉴。

在莫言塑造的长长的女性画廊中,有像《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戴凤莲那样离经叛道、敢爱敢恨、风流倜傥的美丽乡村女性,这是莫言小说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作家赋予她们以坚强而丰富的内心,以及个性的独立和自由。她们充满生命活力,一股民间的纵横之气贯通其中:她们可以为国家主义、江湖意气,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同时,她们为个人自由、理想的人生之追求,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红高粱家族》中野性奔放、热情美丽的小银匠之女、土匪头子夫人“我奶奶”戴凤莲,《檀香刑》中善良淳朴、漂亮单纯的“狗肉西施”、知县情人孙眉娘,《渔市》中厉害泼辣、却又美丽温情的鱼市女子徐风珠,《白棉花》中为了理想爱情不惜牺牲名节的棉花厂俏丽女工方碧玉,《民间音乐》中为和民间音乐家小瞎子成就美满姻缘不惜抛家舍业追随而去的小酒店俊俏老板花茉莉……她们是作家审美视野中的理想女性,作家赋予了她们勇敢、善良、敏感、纯洁、美好、丰富的内心,以及个性的奔放、独立、张扬和自由。

在莫言描摹的女性画廊中,有像《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一样坚韧刚毅、顽强勇敢、胸怀博大、无私奉献的“大地之母”形象,母爱的无私、母亲的伟大和无限的生命力让我们感动。莫言构筑的母亲形象,是跟他的人生苦难意识及其荒诞感紧密相连的。《丰乳肥臀》中为摆脱“无后为大”的罪过“主动”向丈夫之外的多个男人“借种”、含辛茹苦养育了9个儿女并再帮助孩子养育儿女、经历了无数饥馑、战乱、变革的坚强勇敢的母亲上官鲁氏,《粮食》中在饥荒年为养活孩子、为摆脱保管的侮辱而不得不生吞整粒粮食的坚忍伟大、善良自尊的梅生娘,《欢乐》中为给高考落榜的儿子筹措复读的学费、不惜颜面到县城乞讨的感人至深的母亲,《姑妈的宝刀》中身兼父亲、母亲、祖母等多重职责的、像老母鸡爱护小鸡雏一样爱护儿孙的孙姑妈……这些坚强伟大、忍辱负重的母亲们,成就了作家的“大地之母”传奇。

在莫言小说中的女性世界中,还有一些是幻魅女性,她们的诡秘莫测一点都不逊色于蒲松龄笔下的花妖狐魅。通过此类形象的展示,表达了作家对幻梦世界幻魅女性的另类想象,各种悖谬性的东西,真实而残酷地交织在作家作品的女性想象中。《怀抱鲜花的女人》中如鬼魂般对男人无止境的纠缠的怀抱鲜花的漂亮怪女人,《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中从天而降、神秘莫测的长安大道上的骑驴古典美人,《翱翔》中不甘包办婚姻以飞翔来进行反抗的离奇女子燕燕,《秋水》中在秋水的包围中为父报仇的神秘黑衣女子,《夜渔》中深夜帮助朦胧少年捕捉螃蟹的诗意浪漫神奇女郎……这些在人鬼之间、幻魅世界遨游的神秘女子,反映了作家在神秘世界的另类追寻。

莫言的女性画廊中,还有一些形象是苦涩的失败的理想追求者,作家通过那些在人性欲望的困境中困惑求索、无奈挣扎的女性形象的描摹,对人性观作了很有深度的探讨,并把生命欲望与不灭的人性融为一体,极力挖掘使此类女性理想破灭的深层根源,批判现实中非人性、不合理的因素,礼赞人的顽强坚韧的生命力。《天堂蒜薹之歌》中不甘心为瘸腿的哥哥换亲而与意中人私奔、后被家人追回、最终怀着身孕自杀的苦涩的金菊,《透明的红萝卜》中在工地上砸石子、为和小石匠谈恋爱而被小铁匠误伤一只眼睛的善良美丽、朴实热情的姑娘菊子,《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的像蒲公英一样随命运安排而不得不“随遇而安”的军官的情妇玫瑰,《金发婴儿》中忍受不了丈夫的冷淡而和黄毛通奸、生下一个金发婴儿、却被丈夫趁其不备将婴儿掐死的紫荆,《沈园》中的坚守爱情亘古不变却在现实中无奈失落、独自徘徊的痴情女子,《丰乳肥臀》中为了一顿饱饭而甘愿忍受被强奸之辱的上官七女,《红树林》中个人意识拗不过政治力量以至最终受害的市长林岚,《酒国》中不顾廉耻、心甘情愿做侏儒的情妇、为人利用的女司机,《红蝗》中忍受不了青春的寂寞而和锔铁匠通奸、却被丈夫捉奸在床的四老妈,《冰雪美人》中在冰雪天气中因医生的误解导致延迟就医而死的“冰雪美人”孟喜喜,《模式与原型》中无限疼爱儿子、却被亲生儿子纵火烧死的“狗”的娘……她们是失败的理想追求者,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反映了莫言对现实生活中苦难女性命运的历史反思和人性关照。

在莫言长长的女性画廊的尽头,赫然屹立着敢于担当的乡村女性形象,通过展示敢于承担苦难的担当的乡村女性的耐心和韧性,莫言凸显了自己的女性观:女人是建设者,男人是破坏者;男人需要女人支撑,给予力量;男人总在拼拼杀杀,留下烂摊子总是女人收拾。《白狗秋千架》中少年时不小心从秋千架上摔下来瞎了一只眼睛、后嫁给一个哑巴生了三个小哑巴、却不愿意认命、想要一个会说话的孩子做伴的暖,《断手》中先天一只胳膊长、一只胳膊短、带着一个不明来历的小女孩儿、完全靠自己的力量、采桑、养蚕、自强自立的留嫚,《四十一炮》中丈夫跟人私奔后和儿子相依为命、咬紧牙关艰苦创业、终于盖上大瓦房、过上好日子的“肚子里长牙”的杨玉珍……她们有情有义、朴素坚忍,面对生活“赐予”的无情苦难,不是以泪洗面,而是挺起头来做人,追寻自己的生命“理想”。这些有情义、有担当的女性形象,是作家为男性树立的光辉的榜样。

 

二、莫言长于塑造女性形象探秘

男性作家莫言为什么描写、塑造各色女性形象甚至比女性作家更出色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的,下面试作一番简要论析。莫言对小说中女性世界的描写塑造,多是撷取她们生活经历的一个典型片断,通过这些女性生活的零星历史碎片,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对成就她们的美丽传奇或造成她们的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的深层探索。莫言对其笔下的女性很少持批判态度,乡村的苦痛、压抑、沉郁和悲壮,赋予了乡村一种特别的生存诗意:“我奶奶”等女人中的极品或精英的出现,与莫言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生活经历有关,浪漫丰富的想象力和希望反抗强权、反抗压迫的强烈欲望使作家创作出了这些个性奔放、独立张扬、思想自由的理想女性;《丰乳肥臀》这部看似离经叛道的女性苦难史,则包含了莫言对女性的眷恋、悲悯、关怀、同情等多种情愫……

莫言在小说中肯定人类动物性的本能冲动,如食与色,并以此为突破口,批判压抑、扭曲正常合理的人性需求的政治、文化的不合理因素,探索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弱点;这里,没有人为的等级划分,更没有超人的道德审判;所有的女性形象都在人性的范畴内,被一种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的光辉所笼罩。莫言小说中的女性与现在的女性不同,尽管她们吃苦耐劳的品格一致,但莫言笔下的女性那种浪漫精神却是独特的;她们是他心目中想象的审美视野中的偶像,并成为一种浪漫精神的象征。

莫言在创作中解构了传统的审美精神、审美方式,有一种穿透和轰动的力量,无论是莽撞蛮横的男人,还是坚强泼辣的女人,都具有本色的生命力,带着原始的色彩,用生理的表象诉说着许多的故事和道理……带着对人生的思索,带着对原始生命的拷问。他笔下的女性没有轻柔的美,没有如云似月的爱情,她们的爱奔放、热烈,甚至是压制男性力量的;生命也没有顺利、平和,而是太多坎坷、磨难;当生命的美都被苦难磨砺净了,人最本质、最深处的生命力和丑陋也一并出现了。莫言站在永恒的人性高度,描摹那些毫无掩饰的男人与女人;他的笔下,生命、人生,都撕下了温和的伪饰,以苦难、原始的状态,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本相。

从创作方法上来说,莫言并不把某种方法奉为一尊,而是根据实际创作需要,灵活为自己所用。他的小说创作基本上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同时又将夸张、虚幻、意识流、荒诞、魔幻等现代派手法杂揉其间;并且,他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小说创作手法也多有借鉴,如《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怀抱鲜花的女人》等对中国古代传奇的模仿;莫言对中国民间传统中的一些有益的因素也多有挖掘,如《檀香刑》等对中国民间戏曲营养的汲取。丰富多彩的创作手法的采用,使得莫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五光十色、五彩缤纷。

从作家个人经历来看,莫言少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经历,使他对女性有一种特别的依恋。他出生于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普通农民家庭,分到他身上的母爱已经很少,渴望被关心和爱护的他,在童年生活中总是受到来自男性世界的欺凌:小学时因为骂老师是奴隶主而受到处分;在生产队劳动时,因为偷了队里的萝卜而受到批斗,回到家里,更是被好面子的父亲和二哥揍了个半死……欺凌他的,总是男性,而女性对他总是温和的,友好的,善意的,于是他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似乎可以称之为恋母情结吧。同时,少时的苦难生活让他看到封闭的农村中,女性的生活总是最苦的;他把自己的处境和苦命的女人联系到一起,便以无限怜悯的语调同情着这些受苦受难的女人们。另外,莫言对女人的态度,又受到男女授受不亲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他和妻子的恋爱即出于媒妁之言。因此,他对女性的感情是又恐惧,又依恋。外在行为的压抑,致使他的内心更为活跃,激情、灵感时时爆发,创作于他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借助丰富的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将“利比多”无限释放。

此外,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县地处古代的齐国,齐文化风流潇洒,洋溢着自由精神,荡漾着万丈豪情,齐地的婚姻恋爱观念非常开放,这种风俗民情也深深影响了莫言的创作,小说中那些离经叛道、放纵潇洒、富有自由生气的女子即由此而来。另外,齐地也是蒲松龄的故乡,《聊斋志异》对作家的影响从其随笔《学习蒲松龄》中可看出一斑:作者先后给蒲师爷磕了九个头拜见、认师、谢恩。莫言曾说:“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也算看了不少文学作品,让我难忘的女性形象,不是貂禅也不是西施,而是我们山东老乡蒲松龄先生笔下的那些狐狸精。她们有的爱笑,有的爱闹,个个个性鲜明,超凡脱俗,不虚伪,不做作,不受繁文缛节束缚,不食人间烟火,有一股妖精气在飘洒洋溢。你想想那几个世界级名模吧,她们那冷艳的眼神,像人吗?不像,像什么?像狐狸,像妖精。……我认为跳孔雀舞的杨丽萍算一个可以与蒲松龄笔下的狐狸精媲美的小妖精,她在舞台上跳舞时,周身洋溢着妖气,仙气,惟独没有人气,所以她是无法模仿、无法超越的。”[3]《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魅,皆有人性,莫言受此影响,创作的女性既神秘,又善良,那些在幻魅世界、人鬼之间出没的神秘女子是莫言受齐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小说内涵来说,“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往往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把女性主体性诬为是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并且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从而把试图僭越封建女权道德的女性诽谤为谋夫、欺夫的恶女人。这背叛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回归于封建男权道德,从性别意识领域暴露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不足的缺陷。”[4]中国当代男性叙事,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男性叙事,有意识地弥补了这一不足,促进了妇女精神解放的现代文化观念的发展、成熟,有力地颠覆、解构了这一传统;莫言可以说是新时期作家中最先有意识地扛起这一大旗的作家中的一员,他的创作表现出颠覆男权传统、重建现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坚决立场。

                 三、莫言对女性塑造的独特贡献

封建的男权道德要求女性必须泯灭自我的主体性、被动地接受男人的挑选、温顺地服从男人的安排;女性若勇敢大胆地主动追求幸福爱情,就会被封建道德家们界定为不守妇德、僭越传统,被贴上不贞洁、不自爱、不自重的标签,然后钉到耻辱的一纸休书上。四老妈(《红蝗》)出于生命本能而与锔铁匠的偷奸,四老爷与红衣小媳妇的偷奸,两者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回事,但掌握着话语权的男权文化却只把四老妈归入淫荡祸害之列,让她为生命的本能欲望承受道德的鄙视(被休);而同样也犯了欲望之戒的四老爷,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成为男权道德要保护的受害者。莫言以无限同情、怜悯的生动笔墨描摹了那些被动型的女性,如在小说《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作家对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性的安排、掌控不了自己命运的漂亮女性玫瑰的同情溢于言表。

如何用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关照女性的精神解放,真正把女性从第二性的附属性生存中拯救出来,赋予女性与男性真正同等的主体性地位,在性别意识领域实现人性现代化,不是单单几个作家摇旗呐喊就可以办到的,这需要全体国人的长期共同努力;同时,个别作家如莫言为此做出的不懈奋斗,也必将会促进当代女性的个性解放,有利于当代女性的健康成长。

一、美化主动型女性

莫言凭借小说中女性世界的描摹,褒扬了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我奶奶”戴凤莲(《红高粱家族》)、孙眉娘(《檀香刑》)、方璧玉(《白棉花》)、徐风珠(《渔市》)、林岚(《红树林》)、花茉莉(《民间音乐》)等主动把握两性关系的女性形象,从精神上认同了解放妇女、女性自立的现代文化观念。作家冲破了不允许女性也拥有人的主动性的男权中心思维,褒扬了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女性,突破了女性以被动为荣、主动为耻的传统女权道德原则,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性观念现代化在性别意识领域方面的突破和进步。

二、赞美女性的主体性

在男女之间性爱的叙事模式中,莫言在文本中赞美了金菊(《天堂蒜薹之歌》)、紫荆(《金发婴儿》)、野骡子(《四十一炮》)、林岚(《红树林》)、恋儿(《红高粱家族》)等与男性主体性共鸣的女性主体性,对传统伦理无法接受的未婚私奔、已婚通奸等现象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挖掘,对女性欲望和男性欲望取平等对待的尺度,在男女错综复杂的性爱、婚姻关系中,深化了小说的人性探索力度,从而完成了对主动型女性的合理赞美。

三、突出主动型女性的生命伤痕

美化主动型女性,对女性欲望与男性欲望取平等对待的尺度,赞美女性的主体性的同时,莫言叙事肯定女性主体性的又一做法是,突出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在男权强势文化下痛苦挣扎的生命痕迹,从而使女性为生存而挣扎、为理想而奋斗的行为获得合理的证据,使女性在抗争过程中产生的人性变异得到使人同情悲悯的价值,从而在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男性霸权观念的同时,为建立合理的性别秩序打下基础。上官鲁氏(《丰乳肥臀》)通过反抗传统的贞操节烈道德观,来遵循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具有一种强烈的悲剧感;“我奶奶”(《红高粱家族》)为了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带给她的有麻风病的丈夫,主动接受土匪的示爱,土匪帮她杀死了麻风病人,因为她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孟喜喜(《冰雪美人》)为了争取人格的自由,最后竟然在冰雪天气中死于医院医生的冷漠和误解中……对主动型女性的生命伤痕的突出,真实再现了女性在强大男权道德压制下所做的无奈挣扎,深化了对造就女性人性变异的男权中心文化的批判色彩。

四、以赞赏的态度肯定主动型女性

莫言叙事肯定女性主体性的又一策略是,以赞赏的轻松态度肯定那些不守传统妇道的主动性女性。如对“我奶奶”(《红高粱家族》)和土匪情人的恋情,离婚少妇花茉莉(《民间音乐》)对民间音乐家小瞎子的一厢情愿的感情,屠夫之妇孙眉娘(《檀香刑》)和县令的浪漫情爱,金菊(《天堂蒜薹之歌》)为逃避父母的包办婚姻,毅然决定和情人私奔等,作家不是持一种嘲讽的否定态度,而是以一种赞赏的轻松口吻肯定她们追求自由情爱、张扬个性自由的做法。文本的缝隙间,可以读出莫言竭力褒扬主动型女性背后的对当代女性人性的关照和反思。这表明莫言人的观念中已经整合进女性群体,已经不再把女性作为第二性看待。莫言的男性叙事突破了重重男权罗网,歌颂了超越传统女奴道德的、具有主动精神的女性,推进了在性别意识领域方面人性现代化的实现的步伐。

(作者单位:山东经济学院会计学院)



[1] 作者简介:王美春,,山东寿光人,文学博士,山东经济学院会计学院教师.

[2] 莫言.什么气味最美好[M].南海出版公司,2002.P123

[3] 莫言.什么气味最美好[M].南海出版公司,2002.P159

[4] 李玲.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A].文史哲[M].济南:山东大学,2002.P90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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