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

莫言研究

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

时间:2008-09-06 21:18来源:《莫言研究》第一期 作者:管谟贤 点击:

    莫言成名之后,尤其是电影《红高粱》柏林得奖之后,人们对莫言及其作品的研究很是热闹了一阵子。有人称莫言为怪才。似乎莫言本身就是一个谜,一夜之间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杀上了文坛;也有人把小说与现实混为一谈,凭主观想象或道听途说,把小说中某些情节强加在我们家庭成员的头上写成论文发表,使得我们这样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家庭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这几年来,国内外一些文学界的朋友甚至不远万里来我们家乡考察。其实,莫言是极普通的一个农民的儿子,甚至可以说直到现在他还是一个农民。他爱农民之所爱,恨农民之所恨,与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作品,不管怎么“现代”,如何“魔幻”,在我看来都是再现实不过的东西。它既不是历史,更不是神话,都是普通的真正的小说。莫言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称来写,其中不但有“我爷爷”、“我奶奶”、“父亲”、“母亲”、“小姑”,而且有时竟将真人姓名写进作品中去,如《红高粱》中的曹梦九、王文义;《筑路》中的来书;《草鞋窨子》中的于大身,轱辘子张球;《生死疲劳》中的单干户……,我曾经提醒过他不要用真人姓名以免引起纠纷,他的解释是,用真人姓名在写作时便于很快进入角色,易于发挥。从近二年的作品看,莫言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把真人姓名写入作品的事已不多见了。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莫言作品中有时用了真人的姓名,但往往是真名之下无真事(历史人物除外),真事往往用假名。人与事之间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或干脆“无中生有”,纯乎是联想或想象而已。总之,小说只能是小说,决不能把小说当作历史或报告文学来看。
    为了给研究莫言作品的同志们提供一点资料,也为了澄清一些事实,特写此文。

爷爷

    我们的爷爷管遵义,字居正,又字嵩峰,以此字行于世。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享年84岁。我们的爷爷既没有《秋水》、《红高粱》里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雄豪气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韵事。我们的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大风》中的爷爷庶几近之。爷爷一生务农,又会木匠手艺,种田是一把高手,木匠活也做得漂亮,不管多么复杂的家什,只要看了样子,他都能照样做出来。过去用的木轮车,檀木轴断了,柿木车耳子(轴套)破了,人们都喜欢到爷爷这里来换新的,因为他换过的车子推起来吱吜吱吜叫得特别好听。农村用的风箱,爷爷原来没做过,后来,照样做了一个,把出风口几经改进,风箱呜呜地叫,声音悦耳动听。于是,人们都愿意来找他做。
    爷爷一生乐善好施,亲友、邻居来借钱、粮、柴草,有求必应,而且从来不登门讨账。最多到年关时对奶奶说:“某某还欠着什么什么没还呢!”有很多就是白送。人家要还,他就说:“算了吧,多少年了,还提它做什么?”小时我有一个印象,似乎那些找爷爷借东西的,压根儿就不想还。加上还要抚养我三爷爷三奶奶死后留下的三个孤儿(我们的三叔、四叔、六叔),又经常接济穷亲戚穷朋友,日子也总是富不起来,土改时被定为中农。爷爷是文盲,但却十分聪明,称得上博闻强记。他能打一手好算盘。再复杂的账目也可算清。过去村人买卖土地,不管地块多复杂,他能很快算出它的面积;从三皇五帝至明清民国的历史变迁,改朝换代的名人轶事他可以一桩桩一件件讲个头头是道;不少诗词戏文他能够背诵。更令人奇怪的是,他虽不识字,却可以对照药方从大爷爷(爷爷的哥哥)的药橱里为病人抓药。至于那满肚子的神仙鬼怪故事,名人名胜的传说,更是子孙辈夏日河堤上、冬季炕头上百听不厌的精神食粮。我有时候想,爷爷要是有文化,没准也会当作家。准确地说,爷爷才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如《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八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条帚疙瘩成精,《红高粱》里綦翰林出殡等等。如果把爷爷讲过的故事单独回忆整理出来,怕是要出一本厚厚的《民间故事集》呢!
    爷爷性格柔中有刚,他很少发火,从来不打骂孩子,骂人从不带脏字,但说话很有分量,批评的话,让你一辈子忘不了;高兴的话,让你忍俊不禁。他曾说:“人生在世,谁都有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得意不要张狂;谁都会有倒霉不走运的时候,但跌倒了就要爬起来,越是有人看笑话,越是不能草鸡了!”他还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这些话在我看来都是真理,让我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爷爷其实是很有情趣的,他有一杆鸟枪,有一张渔网,会打鸟,打兔子,会打鱼,摸螃蟹。有什么庄稼瓜菜新品种,他喜欢试种试栽。
    爷爷的脾气耿直抗上,很少有让他服气的人和事。对于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他老人家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叫过一声“毛主席”。在家里开口闭口都是“老毛”如何如何(同样,提到蒋介石也是一口一个“老蒋”)。在那个年代,吓得我们恨不得跑上去捂住他的嘴巴,要他小声说,别叫人听见。他说:“怕什么?他和我年纪差不多,叫他‘老毛’怎么了?”后来,尤其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把“毛主席万岁”喊得震天响,他才恍然大悟似地说:“老毛当皇上了,人能活一万岁吗?‘万岁’就是皇上啊!”
    对于新生事物,他不大接受,开国之初,讲中苏友好,全国上下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那时好像人人都是会员,发一个徽章戴着,一面小红旗,上边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头像。还有一支歌,人人会唱:“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前面飘,全世界人民心一条,争取人民民主,争取世界和平……”他听了很不以为然,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天上怎么会有两个太阳?中苏本是两国,两国如同两人,现在好成什么样,将来就会打成什么样!”当时,我们称苏联为“老大哥”,他也有看法,甚至说:“朝里是不是出了秦桧?真给中国人丢脸!”这些话,当时是百分之百的“反动言论”,家人一起反对他,让他别说,他说:“我又不到外边去说。我说的对与不对,今后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他断定用土炉子炼不出铁,更炼不出钢,纯粹是浪费东西,祸害人民。农业生产放卫星,广播喇叭里说某地小麦亩产万斤,他坚决不信。他说:“一市亩地,就那么一点点地方,不用说长麦子,就是把麦子打好,光把麦粒铺在那一亩地里,一万斤得铺多厚?这肯定有假!”甚至反问我:“你不是说老毛是种地的出身,小时候还干过农活吗?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他不知道?朝里肯定出了奸臣了!”我没见过亩产万斤的小麦,也只好闭口无言。他曾预言,人民公社不是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非饿死人不可。果然,三年困难接踵而来,村里人人浮肿,天天死人,爷爷一手拉扯大为其成了家的三叔因饥饿而病死。生产队里只有干不完的活,却分不到足够的粮。一家人靠爷爷度过荒年。当时他已年过60,不去队里干活,冒险偷偷地去边远地方开小块荒地种地瓜;夏秋两季,去田野割草,晒干后,等第二年春天送到农场,换回大豆、地瓜干。刚刚四五岁的莫言因野菜难以下咽而围着饭桌哭闹时,爷爷弄来的地瓜干,无疑是比今日之蛋糕饼干更为甘美的食品,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爷爷一生务农,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直到入社那一年,他为了帮一个亲戚度过生活难关,还花高价把他的五亩地买过来。他相信世界大同,却不赞成合作化,他说:“一家子亲兄弟还要分家,张、王、李、赵凑在一块,能有好吗?”他对入社是极力反对的,为此,他气得不吃不喝,要带着我分家单干,急得父亲没办法,只好去西王家苓芝把他的姑父、爷爷的姐夫请了来做他的工作,最后达成协议,同意入社,但约法三章:一,爷爷永远不去农业社里干活;二,农业社要他干木匠活,送到家里来,要现钱;三,农业社一旦垮了台,土地、牲口、农具原样退回来。这约法三章真正落实了的,只有第一条,第二条是父亲自掏腰包解决的,第三条一直到他临终,“文革”已经结束,公社也将撤销,但农具早已毁坏,牲口早在困难时期就饿死了。
     爷爷去世时,莫言给我写信说:“祖父的死,使我感到心痛,他老人家一生含辛茹苦,农忙时辛劳耕作于田间,农闲时又持斧操锯在作坊。他以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娴熟的木工工艺博得了乡里的众望,他为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学习的品质和精神,我至今不能忘记祖父带我去割草的情景,以及他用青筋暴露的手挥动斧凿的形象。他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我缺乏的……前几年我在家时,经常地和他拉一拉,故意请他讲些古今轶事,所以颇得他的欢心,我也受益匪浅……”
    爷爷十九,奶奶二十才成的亲,这在当时已是晚婚年龄,二人艰苦创业,勤俭持家,劳作一生。生有一女二男(我们的父亲和五叔)。在乡里有很高的威望。

奶奶

    我们的奶奶姓戴,如同旧社会的劳动妇女一样,没有自己的大名,在世时,农业社的社员名册,称作管戴氏,奶奶比爷爷大一岁,1971年去世,终年77岁。
    尽管《红高粱》里的奶奶也姓戴,但我们的奶奶却远没有九儿那般泼辣风流,也没有《老枪》里的奶奶那般杀伐决断。我们的奶奶是一位极普通的老式家庭妇女,奶奶的娘家也是极普通的农民,因为她的父兄会竹器手艺,所以生活过得比一般农户强。小时候曾听奶奶发牢骚说,她和爷爷成亲后,爷爷的以及后来子女们的衣服全是奶奶家负责的,我们家一概不管。我们奶奶虽然极普通,但确实很能干。直至去世,奶奶是我们家实际上的大总管。那时父亲和叔父没有分家,一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奶奶安排,尽管那些年月生活极艰难,奶奶勤俭持家,精打细算,一家人也未受冻饿之苦。奶奶的手极巧,我不只一次地听我的大爷爷、外祖父夸她做的饭菜好吃,针线活漂亮。村里有人家结婚,窗花、馒头花常找她剪;丧事也找她去操办。奶奶还会接生,解放后虽说新式接生已经推行,但找她接生的仍很多,可以说,我们村现在六十岁左右的人有一半是她老人家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奶奶胆子比爷爷大。听奶奶说,有一年来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爷爷去开门,鬼子进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呜哇一叫,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从此,只要听说鬼子来了,鬼子影未见,爷爷就先跑了,往往是奶奶留守。我问奶奶当时怕不怕,奶奶说:“怎么不怕?一有动静就想上茅房!”即使如此,凡与兵们打交道的事爷爷再不敢出面,那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都是奶奶去。
    奶奶一生未出过远门,一生未见过楼房。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到上海读大学。放假回来告诉她我们住在楼上,她不止一次问我人怎样上得去,用梯子吗?我当然回答不是,并且给她解释怎样一层层走上去,还说高层楼可乘电梯等等。谁知奶奶越听越糊涂,叹口气道:“看不到真楼,越听越不明白!”当时,整个高密县只县城有两座二层小楼,乡下一律是平房,所以她老人家至死也没弄明白楼是怎么回事。

父亲

    我们的父亲管贻範,生于1923年。旧社会上过四年私塾,在我们乡下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所以,家乡一解放就担任了各种社会工作,记账、扫盲,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生产大队,到国营农场耕作区,再到生产大队,一直担任会计,直至1982年才退休。几十年的会计当下来,积累的账册、单据成捆成箱。他可以自豪地向村里的老老少少说,他没贪污过一分钱,没有错过一笔账,没有用过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办过一次事,连记账用的一支竹杆圆珠笔都是通过书记批准才买的。父亲担任大队会计二十多年,一年四季白天和社员一起干重活,下雨阴天和晚上记账。每逢大队偶尔摆酒席,他总是借故推辞,拒不参加。
    父亲教育子侄十分严厉,子侄们,甚至他的同辈都怕他,我们小时,稍有差错,非打即骂,有时到了蛮横不讲理的地步。他担心我们“学问不成,庄户不能”,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我读小学时,父亲经常检查我的学习。有一次居然要我将一册语文书倒背出来,背不出就打,等我读了中学,一方面离家远,每周回家一次,另一方面我读的东西他也不懂了,所以不再检查我的学习,但每学期的成绩单必看。三年困难时期,我读高中,同学中有的饿死,有的逃往东北,我也想去闯关东,回家一说,父亲大怒,说:“供你上了十年学,什么结果也没有,要走,就别再回来!”父亲希望我们走正道,望子成龙心切,加上生活困难,心情不好,所以很少给子女笑脸。莫言小时候顽皮,自然少不了挨打。有一次小莫言下地干活,饿极了,偷了一个萝卜吃,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父亲知道了,回家差一点把他打死,幸亏六婶去请了爷爷来才解了围。父亲自己清正廉洁,容不得子侄们沾染不良习气,败坏管家门风。有一年,我叔父的二儿子十来岁时,去队里瓜地里偷了几个小瓜,虽然偷瓜摸枣是农村孩子常干的事,而且又是侄儿,也是一顿好揍,后来我的这个叔兄弟不但考上了大学,而且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到美国留学,现已在美国定居。
    父亲不是党员,但一直跟党走,在乡里很有威信。孝敬爷爷奶奶,爱护弟弟(我们的五叔)。我们的五叔在供销社棉花站工作。当年,区里让我父亲脱产出来工作,父亲把机会让给五叔。婶婶和叔叔的四个孩子在家里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奶奶去世才分家。分家后,父亲还像过去一样照顾叔叔的孩子,上大学的还不时寄钱去资助。
    父亲今年已经八十四岁了,至今仍在乡下,地里的活已干不动了,木匠活也不做了,但仍然帮二弟家做家务,种种小菜园,一刻也闲不住。

母亲

    我母亲姓高,1922年生于河崖镇小高家庄(现名北高家)。大名高淑娟,但一辈子没用过,公社化时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以及我们填表都写管高氏。母亲缠足,典型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因劳累过度,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于1994年1月病故。母亲是17岁嫁到我们家的,母亲的亲生母亲在母亲两岁时就去世了。来到我们家五十多年,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及至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母亲常叹自己命苦。
    母亲生过七八个子女,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妹四人。除我之外,莫言还有一位二哥和姐姐,莫言是母亲最小的孩子,到莫言出生时,我们这个大家庭已有四个孩子。后来,我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莫言在家里的位置无足轻重。本来穷人的孩子就如小猪小狗一般,这样,就不如路边的一棵草了。母爱是有的,但要懂事的孩子自己去体会。天下父母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但母亲为了这个大家庭,为了顾全大局,必须将爱藏在心底。记得困难时期,全家吃野菜,莫言和他堂姐(我叔父的女儿,仅比莫言大半岁)吃不下,母亲单独为他俩煮两个地瓜或蒸一个不加野菜或加少量野菜的玉米面饼子,小莫言饭量大,但他也只能和姐姐平分秋色。半个饼子姐姐吃了已饱,可小莫言却不饱,尽管如此,也不能多分给莫言,结果是吃不饱还要挨骂。最让母亲难过而又难忘的一件事是1961年春节,积攒了半年的几斤白面蒸了五个饽饽,摆在院子里当供品。过完年要休息了,奶奶让母亲去把五个饽饽收回来,母亲去收,五个饽饽却不翼而飞!除了自己家里的人外,只是过年时来过两个“送财神”(讨饭)的。于是我和母亲紧急出动,碰到“送财神”的就看人家的篮子,哪里还有半点影子?五个大饽饽,白面的!是爷爷和小弟弟们半个月的好口粮,全家人舍不得吃,不见了!心疼,气恼,还背着偷吃偷藏的嫌疑!我和母亲哭了半宿,母亲像生了一场大病。此事我也终生难忘,莫言刚开始写作时,我写信把此事告诉了他,鼓励他写成小说。他写了一篇题为《五个饽饽》的短篇小说发表了,现在,这篇作品收在小说集《欢乐十三章》里。
    母亲干得最苦最重的活是推磨,那也是困难时期,村里还吃食堂,母亲为了得几斤麸皮,去给食堂推磨。那时牲口都饿死了,只好用人推。母亲瘦得体重不足七十斤,和大娘婶子们合伙,两人一帮推,推着推着就晕倒在磨道里,抓一把生粮食吃了再推,生粮食也不敢多吃,磨却要推下去,一天下来腿肿得好粗,人都走不动了,这一情景,莫言也写过一篇小说,题为《石磨》,但那毕竟是小说,很有些浪漫和诗意了。

大爷爷

    大爷爷管遵仁,是我爷爷的哥哥,字居安,又字寿亭、嵩山。人们都叫他管嵩山、管先生。     大爷爷是读书人出身,清末废了科举,读书人断了仕途,只好务农。他十九岁开始,一边干活,一边学医,很是用功,后来就开了润生堂药铺,给人治病,擅长妇科、儿科。由于看病认真,用药仔细小心,所以技艺精进,逐渐小有名气。     大爷爷年青时,大概是得其父之遗传吧,也是很桀骜不驯,风流倜傥的。因为日子过得比较好,又在街面上管些闲事,免不了得罪了人,据说还和人家打过官司,虽然官司败了,但仇却种下了,因此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扫地出门,一家人跑到了青岛。而对方的后代却入了党,当了干部。解放后,大爷爷被对方追了回来,惟一的儿子已经被国民党掳走,生死未卜。回来时,只有妻子和两个女儿了。从青岛回来不几天,就被逮捕,半年后释放回家。为了生活,靠我爷爷奶奶及本家几个侄儿和朋友的帮助(这个朋友是西王家苓芝的王书芹,原省政协副主席王林肯之胞弟),重操旧业,开起了药铺。这时,他得罪的那家人在村子里作威作福,命令他每天割一筐青草送去,给他家喂牛。他们家大人孩子生病吃药自然也不付钱。大爷爷敢怒不敢言,只好在坡里割草时暗暗流泪。就这样到了文革时期,大爷爷已八十多岁时,还被这家人的后代揪上台去批斗过。开药铺没有几年,公私合营了,乡里办起了联合诊所,大爷爷带着小姑和药橱、药具、药品进了联合诊所当医生,算是吃国家粮的“公家人”了。     小时候,大爷爷的药铺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看大爷爷一手捋着胸前的一部雪白的长髯,闭着眼,一只手为病人搭脉,用毛笔(后来偶尔也用钢笔,但握笔的方法如同用毛笔一样)给病人开药方;看三姑和小姑为病人按方抓药。他们忙不过来时,我也曾经帮他们用药碾子碾药或记账,不但学到了一些中医药知识,也经常会吃到诸如甘草、肉桂、五味子之类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仍然甘之如饴,齿颊留香。     大爷爷的医术是精湛高超的。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年,大概是下村的一家人家的一个几代单传的男孩得了大脑炎,送来的时候已经高烧不退,发生痉挛(中医叫角弓反张)现象,眼看快不行了。大爷爷见状,根据中医“一针二拿三用药”的原则,选准穴位,一针下去,角弓反张现象消失,灌了一包药下去,不久就哭出声来,回去后几天就好了。这孩子长大后我还见过,虽然有点后遗症,但能干农活,也成了家,为感谢大爷爷的救命之恩,这家人每逢春节都来看望大爷爷。     我自己小时候得病不用说都是大爷爷给医治。记得初一上学期期末,高密二中暴发流行性感冒,腊月初八就放了寒假,我到家就躺倒了,高烧不退,烧得舌苔发黑,说胡话,昏迷不醒,全家人都害了怕,大爷爷一边给我吃汤药,一边让我口含一块川黄连,虽然黄连苦,但病却治好了。     当时,人们把流行性感冒之类的传染病是叫作“瘟灾”的,大爷爷有一个验方,每逢“瘟灾”暴发,就用此方根据男女老幼等不同情况,稍作加减,都能做到药到病除的。对此,莫言曾写过一首打油诗,诗曰:“俺家伯祖老中医,擅治伤寒有绝技。麻黄桂枝生石膏,再加一把地骨皮。”     大爷爷的医德亦很高尚,服务态度好,药价公道,所以找他看病的人很多。经常有人半夜来敲门,大爷爷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马上就跟着走,有病家备了牲口来,他一般是不骑的,实在推辞不过,也是出了村再骑。平时一根竹杖,既当了拐杖,也当了打狗棍,四乡八村到处奔走。长期的奔波,锻炼了他的身体,所以他活了八十多岁。     大爷爷惟一的儿子,我的二叔,国民党从青岛撤退时,被裹胁而去,从此下落不明,传说去了台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始通信息,才知道他确实在台湾。等到二叔回到家乡探视时,大爷爷大奶奶都已去世了。但大爷爷在世时是坚信二叔还活着的。每逢过年,大爷爷都要以铜钱占卜,有几次我都禁不住要问,二叔还在吗?他说:“我这一生,治病救人,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是不会绝我的后的!”     大爷爷是讲故事的高手,莫言小说里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有不少是从大爷爷那儿听来的,由于莫言辍学后也曾经想学医生,所以与大爷爷接触较多,因此,莫言小说里,经常可以看到大爷爷的影子。     当年作为家中最不起眼的孩子---莫言,因为吃不好,吃不饱,所以显得特别“馋”。因为过早失学,又爱看闲书,所以显得特别“懒”。因为长得不怎样,又老穿哥哥姐姐倒下的衣服,所以显的特别“丑”。莫言在个别长辈的眼里是令人生厌的丑小鸭,是“前脚猫,后脚狗”,成不了才的东西。但是大爷爷力排众议,对人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孩子将来没准能成个大‘偶侯’(人物),你们谁都不如他。”大爷爷可谓慧眼识才。     大爷爷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上小学时,开始描红,就是以大爷爷给我写的“白日依山尽”这首诗作样子。我的大名,也是大爷爷给起的。

三爷爷

    我们的三爷爷管遵礼,字立庵,又字嵩岩,因为排行老三,所以人们都叫他管嵩三。莫言有些小说中,有时会发现他的影子。
    因为我们的曾祖父去世早,兄弟中他最小,因此,我们这个三爷爷就有些任性出格之处,农活不愿干,天天酒不断,专门结交一些社会上的游侠人物。当时,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各种人物纷纷打着抗日的旗号揭竿而起,有枪就是草头王,各自霸占一方。这些队伍,人们统称为“游击队”,单高密东北乡就有高云生、冷关荣、姜黎川……三爷爷和这些人都有交往。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三爷爷天天念叨着要带着他十几岁的大儿子(我们的三叔叔)到东北(莱阳、海阳一带)去当八路。家里对他严加防范,怕他跑了。小时候,有一次和爷爷谈论三爷爷时,说到这件事。我说,你们那时候让他去多好,去了到现在,怎么也得弄个团长当当吧?爷爷说,就他那不知深浅的脾气,当了八路也早就叫日本鬼子打死了。
    三爷爷最终还是死在他的这些朋友手里,好象是姜部的人吧,住在他家里,据说不知是副官还是护兵擦枪走火,打中了他的肚子,肠子都鼓出来了,塞了进去,贴了帖膏药算完,不几天就发炎了,拖了个把月就死了。如果是现在,到医院开刀,取出子弹,就没问题了。至于是擦枪走火,还是因为他想去当八路,人家故意打的,谁也说不清。
    因为受了惊吓,三奶奶就疯了,不吃不喝不睡,狂呼乱叫,百治无效,不久也去世了。
    三爷爷、三奶奶去世都很早,其时我还没出生呢,但长大后,看到三爷爷家后窗上有一个自行车座(那时农村还没有自行车),爷爷说,这个车座是三爷爷自行车上的。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有自行车的人是很少的。三爷爷是高密东北乡第一批有自行车的人。
    由于三爷爷不会过日子,地少人多,所以他死后,他的儿子土改时都被定为贫农,因祸得福,坏事变成了好事。

小姑

在莫言的小说《爆炸》中,写到小姑这个人,与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小姑有些相似之处。
    小姑现在也不小了,她虽只比我大5岁,但今年也68岁了。从小我们就叫她小姑,至今还叫她小姑,这连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曾开玩笑说:“我这个小姑都快七十了,这辈子也成不了大姑了!”
    小姑是大爷爷的小女儿。因为在我父亲一辈,兄弟姊妹是大排行的。兄弟之间,我父亲是老大,我叔父是老五,大爷爷的儿子是老二,三爷爷的三个儿子分别是老三、老四、老六。姊妹们之间,我姑母是老大,三爷爷的女儿是老二,大爷爷的两个女儿是老三、老四,这老四就是我们的小姑。
    小姑的名字叫管贻兰,退休前是大栏乡卫生院副院长,中共党员,还当过一届政协委员。因为大爷爷的儿子解放前去了台湾,长时期生死未卜,所以大爷爷一直把小姑当儿子看,不但把自己的医术和一生的行医经验传授给她,而且小姑结婚后一直没有离开过家,直到我的大爷爷、大奶奶去世。小姑是得了大爷爷的真传的,尤擅妇科和儿科。退休后,方圆几十里的病人,包括周围县市的都来找她看病,弄得大栏卫生院都没了生意。我见过她给小孩看病的情况:因为是婴幼儿自己不能说明病情,大人也只能看到婴幼儿的表情,所以诊断上有难度,小姑是看小孩的手指纹,(有时也摸一下脉搏)来断定病情的。她反对动不动给孩子打针,更反对动不动就打吊瓶。她是给小孩吃药,一小包药粉,一般3包就能治好,很神!据说在妇产科上,她也有拿手,有的妇女结婚几年不生孩子,经她医治,有不少都当了妈妈,所以她在当地是很有威望的。
    小姑性格开朗豁达,说话高音大嗓,有男子之风,至今仍以老管家的人自居,把老管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办,大家都很尊重她。

轱辘子张球

    此人见于莫言的短篇小说《草鞋窨子》。“轱辘子”,似应写作“锢炉子”,是高密人对小炉匠的称呼。我们村有那么兄弟三人,姓张,老大叫“球”,老二叫“谱”,老三叫“永”。“球”的大号叫张玉斌,是个小炉匠,是继承了他爹的手艺,能帮人锔锅,锔碗,干个小铁活什么的。这兄弟三人,从我记事时就没了爹妈,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地道的贫农,所以共产党一来就跟着干了,但四七年国民党反攻,还乡团回来,却反水了,大概“球”也跟着干了点坏事,所以不但其父被枪毙,“球”也跟着倒了霉,解放很久了,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吧,“球”还因为历史问题吃了官司,被捕判过几个月的刑。
    这兄弟三人是孤儿,很可怜,三人挤在一间靠在人家屋山上盖的只有一人多高的小泥巴屋里,屋里除了一铺小炕和一口破锅外,什么都没有。每逢过年,我奶奶都要让我提上一箢斗馒头、豆包、年糕之类的东西给他们送去,钻进他们的小屋,一股腥臊之气直冲脑门,我把东西倒在他们炕上就走,不敢多待,也听不到他们有什么感谢的话。后来,兄弟三人在村子里实在混不下去了,张球入赘到一个比他大近二十岁的寡妇家里,老二、老三就去了东北。没有路费,就要卖他父亲留下的那套小炉匠家什,谁要?没办法,来求我爷爷,我爷爷说,“我是木匠,不要铁匠的东西,这样吧,东西就算押在这里,路费我借给你们,等你们混好了,再还我的钱,把你爹的这套家伙拿回去!”后来,他爹的家伙是被张球取回去了,但钱却没的还。张球(张玉斌)长得比老二、老三都高大,挺开朗的一个人,干活也卖力气,和当地农民一样,也会编草鞋。和寡妇结婚后,寡妇的儿子待他也不错,早些年已经去世,他的两个弟弟大概还在东北。
     曹梦九此人在小说《红高粱家族》中多次出现,许多情节取材于此人真实事迹或流传于高密民间关于他的传说轶闻。曹系河北人,为冯玉祥部下,三十年代初曾随冯玉祥将军驻守湖南常德。1935—1937年10月任国民政府高密县县长,在职期间颇多政绩,被高密百姓视为清官,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轶闻至今尚在民间流传。小说中的曹梦九处罚帮恶霸强占农妇母鸡的马屁精即其传说之一。其著名政绩之一即小说中提到的消灭土匪一事。据县志记载:民国初年,县内一些无赖、兵痞纠合成若干小股土匪,到处拉驴绑票,拦路抢劫,社会极不安定。曹梦九任县长期间,经常缉捕严惩,大见成效。1936年春,曹和韩复榘共谋,宣称在济南成立特别侦察队,凡枪法超群、骁勇剽悍、杀过人、愿意接受招安立功赎罪者,携带长短枪2支到县报名,则不咎既往,录用为侦察队员,一切待遇从优。仅两个月即诱捕土匪80余名,武装押解济南枪决,为高密人民除去心腹大患。县内一时比较太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曹梦九在高密抓赌禁烟奖励农耕,兴学校,修县志,做了一些好事。对违法乱纪、败坏纲常的不法之徒往往以鞋底打之,因此得一外号“曹二鞋底”。作为一名旧政府的官员,能如此实属不易。

王文义

    我们村确有王文义其人,现已70多岁,仍健在。王文义个子不高,貌不惊人,严格说还有点丑陋。在小说《红高粱》中,王文义虽然胆小,但最终还是抗日死。现实生活中的王文义没有打过鬼子,却当过几天解放军,因胆小不干了。小说中有一个情节与王文义当兵的经历相似,即鬼子打枪,以为自己脑袋已不在颈上一节。据说王文义刚当兵时参加了一次战斗,敌人开枪之后,子弹如蝗虫从头上飞过,王文义大叫:“我的头没了,我的头呢?”气得班长破口大骂踢了他一脚。撤退时他竟将大枪丢进水沟,班长下水捞上枪来,王文义的兵也就不再当了。此人解放后一直务农,老实本分,其妻是一细高身材的农村妇女,自然也没有为抗日部队送饭光荣牺牲的事。
    大老刘婆子小说《红高粱》中还有一个叫大老刘婆子的女人,是余府的女管家,后来还和爷爷余占鳌有那么一段浪漫史。现实生活中,在我们邻村沙口子确有一个叫大老刘婆子的女人,解放时已50岁左右了,早在大跃进年代去世。此人是一个以乞讨为业的女叫花子,整日破衣烂裳,蓬头垢面,手持打狗棍,挎着篮子挨家挨户要饭吃,令人望之生厌。谁家的小孩不听话或哭闹只要说一声:“大老刘婆子来了!”马上吓得乖乖的。此人是个寡妇,政府教育她好好劳动,她不肯。有一年,大概是朝鲜停战之后,有一批残废军人下来找对象。其中有一个叫老范的,虽然不缺胳膊少腿,但缺少心眼,大姑娘小寡妇都不肯跟他。不知有人撮合还是二人自愿,大老刘婆子居然与老范同居了。但不久,大老刘婆子又出来要饭了。据大老刘婆子自己说是因为老范年青力壮,吃他不消。但人们分析,肯定是大老刘婆子骗光了老范的钱,因为不久老范也就由政府召回去了。
    大老刘婆子在世时莫言尚小,即使见过,也不会有什么印象,所以在小说中只是借用她的名字用用而已。类似人物《红高粱》中尚有许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单干户

    在莫言的长篇新作《生死疲劳》中写了一个至死都不肯加入农业社的单干户蓝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家乡河崖公社,确有2户不肯加入公社的单干户。一户在陈家屋子村,一户在窝铺村。
    这两家的成分并不高,不是贫农,也是下中农。他们不但坚决不肯加入初级社和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了,他们还在单干,其倔强的劲头实在罕见。其中陈家屋子那一户,在动员加入初级社时,因不堪村干部的催逼,竟铤而走险地不断上访,他吃准了一条:中央的政策是——“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据说官司打到省里,省里给了他一个书面答复,认定他不入社不犯法。他把省里的答复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从此有了尚方宝剑,放心大胆地单干起来。
    单干,对他们来说可能粮食打得多一些,一九六0年可能少挨一点饿。但承受的压力,尤其是政治压力是很大的。记得每当看到窝铺的那个单干户赶着牲口,扛着农具,从胶河河堤上向我们村子东面走去干活时,连我们小孩子都像看出土文物一样看他们。事实上,整个社会都把他们打入了另册,把他们当成了另类。这当中,最倒霉的莫过于他们的子女,不但入党、入团、当兵没有他们的份,走到哪都受歧视。记得窝铺村那家的孩子在高密二中念书,校长就曾经在大会上讲话,要他回家动员父母入社。公社化后,我们的户口一律转回农村,有一段时间,每个学生的口粮都由所在公社往学校里统一调拨,这个学生当然无从调拨,只好自己每周2次回家背干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学生不久就退学了。
    当时,公社的生产队里干活是大呼隆,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一起,到了目的地先吸袋“地头烟”,然后上午休息2次,下午休息2次,休息时,男男女女,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干活时,东拉西扯,嘴也不闲着,不知不觉就是一天。晚上到队里记工,又是轰轰烈烈,连吵带骂,有人唱歌,有人打闹。而那单干户干活,全家几口人,当然是死气沉沉,碰到大人不高兴,少不了挨骂。所以,生产队对青年一代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惜这一点在《生死疲劳》里没有体现。因此,等到这两家单干户的老一辈去世了,其子女都加入了人民公社,时间大概是在“文革”前。要是活到了“文革”,恐怕批斗是少挨不了的。

孙家口伏击战

    小说《红高粱》写爷爷和父亲去伏击日本鬼子的事是有其故事原型的。这就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的孙家口伏击战。据县志记载,当时胶(州)沙(河)公路上常有日本汽车过往孙家口。3月15日晨,国民党游击队曹克明部400余人,在冷关荣部、姜黎川部配合下,埋伏在村内村外,截击日军。上午10时许,满载日军的5辆军车由村北向南疾驶。尖兵车上载重机枪一挺,驶至村南拐弯处,轮胎被预先埋在路上的耙齿扎穿,动弹不得。曹部伏兵立即投弹炸死车内日军。后驶进村内窄路上的日军汽车,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村内伏兵四起,围击日寇,并以高粱秸引大火烧汽车,车上日军无一逃脱。村外汽车上的日军企图负隅顽抗,亦遭围歼,仅一名逃跑。此战歼灭日军39名,内有日军中将中岗弥高,缴获汽车一辆,(其余被烧毁),轻重机枪各一挺,“七九”式步枪30余支,子弹数万发,军刀3把(其中将军刀一把),文件一宗,游击队伤亡30余人。后驻胶县日军至孙家口邻村公婆庙(现名东风村)报复,杀害群众136人,烧民房800余间,造成“公婆庙惨案”。
    1987年夏天,西影导演张艺谋率《红高粱》剧组来高密拍外景戏,孙家口一带老百姓事先专门种了大片高粱,电影中不少镜头就在此地拍摄,使当地老百姓重温了当年的历史。老百姓看到巩俐等人在高粱地里钻进钻出,从驴背上爬上爬下,累得晕倒在地,不由得感叹:“拍场电影真不容易啊!”

四叔之死

    莫言作品中写到的真事不只一件,有些已经经过艺术加工(如孙家口伏击战),有的则简直如同现实事件的翻版。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的四叔因车祸而死就是其中之一。《天堂蒜薹之歌》这部作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莫言是受了1987年发生在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的启发写成的。其中四叔因车祸而死这件事,却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死者就是我们的四叔。那是1984年10月,我们的四叔赶着牛车往离家四十里外的县糖厂送甜菜。走至中途,被一汽车当场压死,牛也压伤,车也压坏。肇事司机是酒后无证驾驶,但因为是公社书记的朋友,车是给书记家盖房拉砖的,所以事情发生后迟迟得不到处理,更有那众多的说客登门威胁利诱。结果,赔偿了3500元了事。
    我们这位四叔,叫管贻寿,是三爷爷的二儿子,自小没有了爹娘,是我爷爷奶奶一手拉扯大并为之成家立业的,生有四子一女,生活一直很困难,刚刚要过上好日子,竟遭惨死!四叔一生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公社化时,担任多年生产队长。莫言在队里干活时,得到了四叔多方面的指导和关照,二人感情很深。四叔死时,我在湖南工作,莫言在北京。莫言首先得到消息,写信对我说:“我从小辍学在家,跟四叔在生产队里干活,前后近十年,四叔有超乎常人的吃苦耐劳精神,有着对后辈宽厚怜悯之心。因我家是中农,父亲常受人歧视,但他对父亲是很尊重的,对我是很爱护的。想不到他正当壮年,刚刚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竟丧身在一个酒鬼和走狗的车轮之下,我真想和他们打一场官司!一个小小的公社书记,芥菜籽一样的官儿,竟敢如此猖獗。视人命如儿戏,真是令人怒发冲冠!人和牛共赔了三千元了事?我感到一种沉重的痛苦和愤怒!三千元竟能买到一条人命,竟能使肇事者逍遥法外!?……”当时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回家乡告状打官司,但被父亲制止了。父亲说:“人死不能复生。咱宁叫一家冷,不能叫两家寒啊!”事情就这样了结了。但这件事对我和莫言刺激很大。所以当写作《天堂蒜薹之歌》时,莫言情不自禁地要借题发挥一下。当然除了四叔遭车祸而死之外,小说中发生在“四叔”“四婶”身上及他们家庭中的其他故事都是虚构的,与我们的四叔四婶没有关系。

高密东北乡

    到目前为止,莫言的大部分作品中的故事,都发生在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被莫言称之为“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可见,高密东北乡已不是一般地理学上的名词,它只不过是莫言作品的一种文学背景的代名词。对此,莫言在《红蝗》的后记中专门做过说明。尽管如此,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与现实中的高密东北乡仍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真正的高密东北乡是指现高密东北隅的河崖镇、原大栏乡这一片辽阔的土地。高密东北乡是沿用了明、清、民国时的叫法。这里地势低洼,是一马平川的平原。胶河从这里弯弯曲曲地流过,我们的家就在胶河南岸一个叫平安庄的村子里。这里与平度、胶州接壤,南有顺溪河、墨水河。从解放前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们村子南边的顺溪河与墨水河之间都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夏天,这里一片汪洋,芦苇丛生,野草遍地。水里鱼游虾跃,天上水鸟飞翔。秋季芦花飞舞,枯草遍野。大雁在这里栖息,狐狸、野兔在这里出没。这样一块地方,解放前无疑是土匪活动的好场所;解放后,便成了儿童的乐园。夏天,孩子们在这里捞鱼摸虾;秋天,猎人们在这里打兔子猎雁。小时候,我就多次吃过爷爷打的野鸭子、野兔。待到莫言长到能割草拾柴禾的时候,这里的景物已不及从前。四十多年来沧桑巨变,随着气候的干旱,胶河农场的建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片良田,往日景象连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往前,整个高密东北乡一直贫穷落后。乡亲们面向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刨食,从来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粮。仅以我们平安庄为例,解放前仅有两户地主,也基本不住在村里,地主和其子女多住在县城或青岛。很多人出外讨饭或闯关东。有民谣说:“平安庄不平安,十年倒有九年淹”。胶河年年发大水,十年九涝。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愿离开这一方热土,不愿意离开胶河。老辈人说,我们这里“十年九不收,收了吃十秋”。此话确有道理。每逢胶河发大水决了口,河水夹带着大量腐殖质和泥沙,把地里淤上厚厚的一层肥泥。秋天种上小麦,不用施肥,来年也可收一季好小麦。所以老辈人都说胶河是一条“富河”。更何况河水清澈甘甜,鱼鳖虾蟹取之不尽,食之不竭呢。我们小时候,夏天到河里游泳打水仗,捞鱼摸虾。秋天,“秋风响蟹脚痒”,成群的螃蟹顺流而下。夜晚,爷爷带着我们到河边扎“粱子”抓螃蟹,即用高粱秸编成的“粱子”截断螃蟹的路,在河的一边留一通道,放一盏马灯,那螃蟹便不断地游来,一抓一个准,一宿便可抓几百!夜深人静,听着哗哗的流水声,看着一个个螃蟹成了俘虏,实在是一件很有诗意的事。后来,胶河上游修了王吴水库,螃蟹没有了。再后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气候干旱,胶河水干鱼净。现在,只剩一条干涸的河床,死气沉沉地躺在那里。
    但是,现在乡亲们的生活却富起来了,高密东北乡因为地广人稀,所以成为高密粮食和棉花生产基地。夏季,田野里翻腾着金黄色的麦浪,打的小麦堆成山,一年打的三年吃不了。秋天,大豆摇铃,棉花含笑,高粱红了脸,谷子弯了腰,好一派丰收景象!我爱高密东北乡!喝胶河水长大的莫言也时刻眷恋着这块地方!

 

(作者系高密一中原副校长。此文写于1991年10月,发表于1992年第1期《青年思想家》,后收入《莫言研究资料》一书,收入本刊时有增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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