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

莫言研究

电影《红高粱》往事

时间:2012-10-01 09:43来源: 作者:郭宗利 点击:

电影《红高粱》往事

郭宗利

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并由莫言担纲编剧之一的电影《红高粱》,1988年春作为鸿片巨制在国内外隆重上映产生轰动效应,先后荣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等十几项大奖,至今已过去20多个年头了。20多年来,我作为当年多次赴《红高粱》外景地拍摄现场采访,并在多家媒体上发表文章的土“记者”,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拍摄场面,那一个个难以忘怀的有趣故事以及在采访期间多次打过交道的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经常像过电影似的在脑海中显现。总感到有一种力量和一种责任在驱驶着自己去把它写出来,奉献给我们亲爱的读者。现在终于将其完成,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独 家 采 访

由于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看电影的缘故,当19878月初听说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艺谋率《红高粱》(当时电影取名为《九九青杀口》)摄制组来咱高密拍电影的消息后,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一心要去看看这电影到底是怎样拍摄的,演员们是如何表演的,电影中那真枪实炮的战争场面是如何形成的。在这种强烈愿望的推动下,有一天在县广播电视局开会时,我便找到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尚希魁同志,说明了我的想法。他听后非常支持,连声说好。并介绍说来拍电影的这帮人(剧组人员)如何了得,张艺谋是集摄影、演员、导演于一身的怪才、奇才,姜文、巩俐也都是演艺界的栋梁之才,说不定这部电影将来有可能获奖等等。他对我说:“大制片厂来咱高密家门口拍电影的机会不多,不去看看那可真是粜了。”并说:“你正好可以借此机会采访一下张艺谋、巩俐、姜文等剧组人员,顺便写点东西向报社发发,张艺谋那里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下。”听了尚部长的这番话,更加剧了我要去拍摄现场亲眼一睹的决心。只是当时厂里工作太忙,晚上和星期天也大都要加班,我担心厂领导怕误了工作不同意去。没想到第二天我在找李桂荣厂长阅审完我写的一篇材料后向他提出去《红高粱》电影拍摄现场看看的想法时,他非常痛快地答应说:“行,我支持你,机会难得嘛,挤空去看几次开开眼界。”就这样,在尚希魁副部长的引荐安排和李桂荣厂长的大力支持下,使我得以边去看拍摄边对剧组人员进行采访。在厂里工作繁忙的情况下,19878月先后利用3个星期天和另外的一天共四次去3处外景地进行了采访。其中有3次都各去了一个下午,整天去的只有一次。另外,我还利用下班后晚上的时间,在县政府招待所找剧组人员采访了几次,使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当时在影片拍摄期间,全国各地的媒体没有一家报刊、电台、电视台派记者前往采访,我们高密县唯一的一家新闻单位——高密县广播站也没派人去,所以,我这个县广播站的通讯员,就成了唯一的一名赴《红高粱》外景地拍摄现场采访的人。19878月底,摄制组完成了在高密外景地的拍摄于9月初离高时,我写的一篇介绍《红高粱》在高密外景地完成拍摄的消息稿送县广播站在第一时间作了报道。这也是当时有关《红高粱》拍摄情况的第一篇报道。

 

第一次看现场拍摄

第一次去看拍摄是89日,在大栏乡孙家口村外景拍摄现场。中午我应尚部长之约,同他一起先去了同样很喜爱电影的时任昌邑县委书记赵凤池的家中。当时赵书记才由高密县委书记调任昌邑不久,家还在高密,星期天常回家看看。这天是尚部长跟他约好了要去孙家口外景地看拍摄,并从张艺谋那里了解到了这天所要拍摄的镜头。在赵书记家里闲聊了一会之后,我便去政府招待所找到张艺谋(尚部长已提前同他联系商定好),与演员们同乘一辆大客车赴大栏乡孙家口村。

外景地选在孙家口村外具有历史意义的胶莱河桥头附近的高粱地里,当年游击队就是在这里伏击过日本鬼子的军车。那天孙家口村头的河堤上下大路两边,尽是站满了等待看电影拍摄的老百姓。一些演员根据剧情需要,都穿上了胶东农村老式的大厚棉裤,男演员们还赤着上身。时值盛夏,酷热难挡,不用说拍电影是个出力的活,就是平常只穿一会儿在寒冬季节才穿的厚棉裤,也要汗流不断。当天要拍摄的镜头背景要求是阴天。然而,天公不作美,在我们从县城去外景地的一路上都是多云时阴,可到达拍摄场地后却晴了天,天空中半天才飘过几朵白云。

住了一会,在张艺谋导演的指挥下,开始做拍摄前的准备工作。当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租来造风的车辆  一辆大卡车拉一台大功率鼓风机使劲地吹风,成片成片的红高粱被刮得时起时伏,哗哗作响。演员们也开始忙碌起来。饰演“我爷爷”于占鳌的男主角姜文,在做拍摄“野合”一场戏的准备。他把路边的高粱地连摞带踩地弄倒了一片,动作非常麻利迅速。踩的时候一不小心被高粱叶子划破了手指,鲜血直流,他顺手扯了片高粱叶子缠了缠,两指夹紧,便继续干他的活。

这天本应是拍“野合”一场戏,可因天气的缘故,几次试镜头都因云朵飘走出了太阳而没能拍成。演员们只好休息待机。高粱棵子是摞倒了,然而却一直未见饰演“我奶奶”的女主角巩俐的身影。虽然在黄昏前拍摄了几个别的镜头,但一下午始终没能拍成“野合”这场戏。

 

看姜文拍戏

第二次去看外景拍摄,地点是在峡山库区,时间是823日下午,距上次去看已是两周之后。我同演员们乘坐的大客车在很窄的公路上一路颠簸来到了峡山水库东侧的拍摄现场,这里同样是一大片高粱地。

这天要拍摄“我爷爷”在炸鬼子军车后幸免于死的一个场景。根据剧情需要,拍摄这场戏时,饰演“我爷爷”的姜文化妆时用黑泥巴涂满全身,就象刚从泥潭里滚出来一般,整个脸上只有一对眼珠和一排牙齿黑白分明,连说话都不太方便。姜文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连续拍摄了整整一个下午。其中光是拍一个在满脸是泥的情况下睁开眼睛到清醒激奋的过程这组镜头,就连续拍摄了四五遍才成功。我们在现场看拍摄的人都觉得他很累,认为当演员拍电影真是不容易。姜文在这天下午几组镜头的拍摄中表现非常出色,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这天回到招待所时已经很晚了。姜文拖着疲惫的身体洗完澡后,去餐厅吃饭时已经没有菜了。于是,他就跟服务员要了两棵大葱,用刀一切,酱油一拌,便饱餐一顿。饭后,趁着他在室外散步的机会,我同他在餐厅外面聊了一会。我问他:“我看你今天拍戏非常辛苦,你是怎样想的”?他爽朗一笑说:“拍电影嘛,就是个苦差事。要想当个好演员,就要能够吃苦”。我又问:“你觉得这苦吃得很有价值对吧”?他说:“那当然了,这是为电影艺术献身,再苦再累也值得。只要是剧情需要,导演要怎么做我都会去做的”。

这是我第一次零距离跟姜文接触。从交谈中我了解到,他是北京人,时年24岁,1980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在此之前,他先后出演了《末代皇后》中的溥仪、《芙蓉镇》中的秦书田,均获得观众的广泛好评。1987年拍《红高粱》之前,姜文才获得上影厂“最佳男演员奖”不久。在我同他的几次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豪爽直率,有啥说啥,不拐弯抹角,给人一种亲近感。我与他最长的一次交谈是在830日最后一天的拍摄期间。当时姜文利用拍摄间隙坐在地上休息,笔者问姜文对拍摄这部戏的体会时,他说:“这部片子拍得很好,我个人感觉是成功的,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错。我很高兴能有机会上这部戏,跟张艺谋导演和巩俐合作。”姜文用手比划着说,他遇上了一个好剧本,编剧都是文学界高手,包括原作者莫言,为此他很感幸运。他还说跟巩俐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自始至终合作得很愉快,拍戏也很顺利。当我祝贺他同刘晓庆合作的《芙蓉镇》表演特佳,获得上影厂最佳男演员奖时,他说:“谢谢你的夸奖,我认为他们做对了。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为我今后把戏演得更好增强了信心。”我问他今后在电影艺术上有何打算,想不想拿“金鸡奖”、“百花奖”?他说:“那没准,尽力争取吧,得奖谁都想。能碰到好的本子就上,能拿奖就拿,碰不到好的本子想拿奖也拿不到。”他还说,在《芙蓉镇》剧组他跟刘晓庆也是第一次合作,就象这次跟巩俐一样。那次得了奖,希望这次也能够得奖。他对我说:“我能把《芙蓉镇》中的秦书田演好,相信也能演好《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当我祝他今后在电影表演艺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时,他高兴得直点头说谢谢,谢谢。

时光过去20多年后,今天的姜文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了。据有关资料介绍,这些年来,姜文不但出演了数部重要影片的主角,而且也象张艺谋那样当起大导演了。他执导拍摄的《太阳照常升起》,以“意识超前”的创作理念赢得了观众很好的口碑。今年下半年,他还将执导拍摄一部根据作家马识途《夜谭十记》中的一个故事改编的新片,据说是一部商业大片,计划于7月开机,并有意在贺岁档上映。我们祝姜文获得更大的成功。

 

影后之星从高密升起

在拍摄《红高粱》之前,巩俐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中戏学生,对于广大电影观众来说是个很陌生的名字。

1987年初,《红高粱》剧组副导演杨凤良在物色影片中的女主角时,经人介绍来到中戏找到了她。经测试张艺谋看中了她的表演才能,认为“我奶奶”一角非他莫属。1988年春,随着《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一举夺魁,巩俐的名字也随着火红的《红高粱》一起,刻印在了万千观众的心扉。我这个当年在拍摄现场采访过巩俐的“土记者”,也觉得脸上有光,感到自己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人。

当年我采访巩俐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时间较长的一次采访是在县政府招待所南楼二楼靠东头的一个房间,是几号房间记不清了。记得那天晚上拍戏归来,我去招待所南楼找她时,她正在跟小豆官斗乐,见我要采访他,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巩俐性格开朗,快言快语,是属于人们常说的“外向型”,让人觉得很容易接近,没有“女主角”的架子。当我问她第一次拍电影就饰演女主角有何感想时,她笑了笑说:“我感觉自己太幸运了。第一次拍电影就遇上了张艺谋这样的好导演,第一部影片又遇上了《红高粱》这样的好剧本。我为能得到张导演的赏识,有机会同他合作拍摄这样一部重点影片感到很幸福。”接着她向我介绍说:“自参加《红高粱》剧组以来,我跟剧组的同仁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无论是从表演技巧上,从剧情的把握上,还是从对工作的热情投入上,都使我获益匪浅,对我演好人物帮助很大。这些都是我在课堂上所学不到的。”

我问巩俐:“自开拍以来,你体会最深的一点是什么?”她略加思索了一会,眨了眨带笑的眼睛说:“拍电影不容易,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简单。这里既要有对工作的专注和热情,又要注重把握表演的分寸,演什么角色都必须要有剧中人物的那种基本功。要使表演达到一定水平是要经过一番艰苦磨炼的,不吃苦炼不出来。要说体会最深的一点那就是苦和累。这几个月来,我吃了若干年来所从未吃过的苦。”略停顿了一会后,她便介绍了来到高密后同摄制组的同仁们下去体验生活的情形:白天在高粱地里摸爬滚打,练习骑毛驴、坐轿子、挑担子,还要忍受太阳晒、虫子咬。晚上回到住所后,又要总结研究白天拍戏的情况,开会看样片,听导演指教。一天下来,身上连晒带累火辣辣的痛,骨头架子都要散了。但是,她坚信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学不会的活。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摔打,她终于把一个心胸坦荡,能筹善管,精干老练的当家农妇演得活龙活现,真切感人。她挑着担子走在大街上,压根儿就看不出是个来自城市的大学生、贵小姐。谈起这些时,巩俐深有体会地对我说:“通过《红高粱》的拍摄,锻炼了我的体力,磨练了我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我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坚定了我追求高水平电影表演艺术的信念,树立起了一种拼搏向上的进取精神。”

这次采访快结束时,我问她今后在电影事业上有何打算,是否准备多上几部戏。她说:“现在我还没有这个想法,拍完这部戏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上课。在校期间,不准备再接别的戏了。现在我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只有把学业学好,才能为以后自己在电影艺术上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巩俐还告诉我,本来学校规定一、二年级学生不得外出拍片,但老师看过这个本子,认为“九儿”这个角色正对她的戏路,况且又有影坛名将张艺谋执导,于是就特批她走进了《红高粱》剧组。巩俐说:“我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把戏拍好,不辜负张导演、杨副导演和学院老师的期望。”事实证明,奋斗给巩俐带来了成功。这些年来,巩俐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尝到了耕耘的辛劳和收获的喜悦。昔日名不见经传的黄花女,成为后来中国影坛上升起的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令人感到欣喜的是,这颗新星是从高密的红高粱地里开始升起的。巩俐的成功除了她勇于拼搏奋进和对电影表演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外,与她遇上了一个能够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年代,遇上了提携扶植她成长的张艺谋导演是分不开的。

回忆起在剧组采访期间,在我同巩俐的接触中,使我感到高兴和自豪的是,在影片拍摄的最后一天,她也象张艺谋一样,除了早就在我的签名本上签字留作纪念外,还特地在我给她看自己订阅的一份《中国电影报》头版上刊有她大幅照片的空白处,写下了“让世界充满舒展—巩俐 87.8.30”的题字。这张报纸至今我一直妥善保存着。

 

人小志气大  八岁走天涯

记《红高粱》中小豆官的扮演者刘继

看过电影《红高粱》的人可能会记得影片中的这样一个情节:饰演“我爹”小豆官的是一个8岁的孩子。“我奶奶”牺牲后,小豆官站在一条木凳上高喊着:“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溜溜的骏马,足足的盘缠……”等一套为死去的亲人送行的话,以慰籍死者在天之灵。1987823日下午,在峡山库区外景地的采访中,我恰好遇上了拍摄这出戏的全过程。

担纲出演小豆官的这名小演员名叫刘继,是西安市八里村小学二年级学生。据小刘继的父亲刘志刚介绍,刘继被选中进《红高粱》剧组是很幸运的,也很顺利,可作为剧组物色挑选小演员那会儿,倒是费了不少周折。副导演杨凤良和美工曹久平那段时间在西安地区专门物色饰演“我爹”的小演员,他们连续在多个地方物色了十几个人都不够理想。后来,初选了市粮食局副局长的儿子,但经过测试发现还是不够理想。这时曹久平对杨凤良说:“咱们一起到我母校去看看”,便来到了八里村小学。经过杨副导演在对一、二年级的300多名小同学反复物色挑选后,杨凤良便选中了小刘继,接着就立即用车把他从学校接到了西影厂。经过各种测试,小刘继从气质表情动作表演和灵感悟性等各个方面,都具备了饰演小豆官的基本条件。经和张艺谋导演研究后,便正式确定由刘继来饰演小豆官这个角色。就这样,8岁的小刘继便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意外地当上了西影厂1987年度重点影片《红高粱》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影片中的第四号人物)。

在剧组采访期间,我在同剧组人员和刘继的父亲刘志刚的交谈中了解到,小刘继从懂事起就特别喜爱电影,有时电影队下来放映一部新影片,他能领着一群孩子连续看四、五个村子。看完之后,还学着影片中有些演员的动作做些滑稽表演。当杨凤良副导演找到他,说要带他去演电影当演员时,他感到好玩极了,不假思索就一口答应了。没想到在拍摄《红高粱》的日子里,可真把这个8岁的孩子累苦了。初次上银幕,就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上镜头多,工作量大。他整天同摄制组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起早贪黑,摸爬滚打,白天拍戏,晚上开会看样片,听导演讲评,一天中睡不了多少觉,要说苦可也真够苦的。可小刘继硬是象一个大男子汉一样挺了过来。大家都评价说:刘继表演很到位,天真可爱,没有矫揉造作之感,是少儿演员中的佼佼者。

这天在峡山外景地拍摄现场,我看到他与县政府招待所几个同车去看拍摄的女服务员戏闹斗乐,玩得正开心。这些服务员已跟小刘继非常熟悉,象自家人一样亲热。

“小豆官准备。”张导演一声令下,小刘继就象军人听到命令一样,放下手中正在玩着的一对蚂蚱,立刻站好等待着导演的指示。

这就是拍摄笔者在前面提到的小豆官给他娘送葬的那场戏。按照导演的指示,小豆官一遍一遍地演练着。第一遍喊得快了一点,表情不够真切。经导演一指点,第二遍他就喊得好多了,在练习第三遍时就基本入戏了。可张导演为了把这场戏拍得更真实生动,硬是一遍又一遍地从表情到动作认真地进行指导,直到剧组所有在场的人员齐声叫好时,才开始实拍。这个镜头从演练到实拍成功,小刘继连续喊了八九遍。肚子都喊疼了,嗓子也上了火。可他表情刚毅,气质坚强,又说又笑的象没事一样。他从小生就了这样一种男子汉气概,再苦再累也不叫一声。小小年纪对艺术这样求真求实,工作中如此吃苦耐劳,使在场的剧组内外的人们都深受感动。

当看到大家在夸奖他时,小刘继不好意思的笑了。事后我同张艺谋交谈时,一谈起小刘继,他就高兴地说:“小刘继的表演相当出色,感情真挚,朴实无华。我看哪,这是一棵好苗子。”

因为有了多次的接触和采访,我和小刘继及他的父亲刘志刚已成为很熟悉的朋友。在摄制组离开高密前的那天晚上,我在招待所同刘志刚座谈了很长时间。他具有中国农民身上所共有的那种朴实真诚,热情好客的特点。后来在摄制组离开高密的日子里,我们还通过信。那是我应《中国纺织报》社之约,在发表介绍小刘继的稿件时要配发一张他的照片,而写信给刘继的父亲索要时他们也给我回了信。因当时刘志刚爷俩还在外面拍电影,信是刘继母亲托人给我写来的。这封信我至今都保存完好。

 

张艺谋邀我上镜头

我去外景地的第三次采访是827日下午,拍摄现场在拒城河乡泊子村的一大片足有五、六十亩的高粱地里。我跟演员们乘座大客车于午饭后即往那里赶,到达时已有近千名群众演员和看热闹的人们等侯在那里了。

由于天气不适合拍摄要求,剧组人员等了约近两个小时。演员们相继化好了妆,在30多度的高温下,穿着厚厚的鬼子服装待机拍摄。

“后面的鬼子兵都把枪端起来”!张艺谋导演用话筒下达着指令,马上就要实拍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有这样一组大场面镜头:足有几百名从当地雇来的群众演员受令去踩红高粱,剧情是因为鬼子要在这里修公路,必须要先把高粱除掉。群众演员们也都换上了破旧的衣服,在导演和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成片成片地把高粱踩倒。后面跟着一大群“鬼子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吆五喝六地大声吼嚷着让人们快踩。不少“鬼子兵”甚至用枪托敲打着踩高粱的老百姓。这些扮演鬼子兵的大都是高密茂腔剧团的演员。他们不亏是专业人员,训练有素,表演逼真,甚至惹得踩高粱的老百姓回过头叫嚷:“你他妈的还真打,打伤了我你可要负责任!”当然这个场景和这些话都是后来我也参加了扮演鬼子兵的队伍,也参与了督促前面的群众演员去踩高粱时听到和看到的。说起这参加演出上镜头,还有一个小插曲。

由于扮演鬼子兵的人手太少,急需增补一些,导演张艺谋着急得很。在他的安排下,连摄制组党支部书记赵云鹏和一些暂时不上镜头的演职人员(包括女演员)也都穿上了厚厚的鬼子服装。制片部的贾兆冀在工作之余,需要上镜扮演角色时他都穿插进行,并且他还动员我去扮演一个鬼子兵充充数。我考虑到自己的气质不适合演这种角色,况且我还要留心多看看,多找人了解一下好写点东西,就婉言谢绝了。住了一会,张艺谋也走过去动员我上,我还是坚持不同意,就一直没上。

三天之后的830日是我最后一次去外景地现场,也是摄制组离开高密之前的最后一次拍摄。外景地还是在泊子村南的高粱地里。为了赶上看最后这天要拍摄的18个镜头。我抽出了一整天的时间。根据张艺谋的安排,我一大早便赶到了招待所,615分就同演员们乘座大客车出发了。到达现场后,张艺谋便安排人员作拍摄前的准备工作。

这天的天气正适合拍摄。因为要完成拍摄的镜头多,时间就显得很紧张。连续十几个小时,摄制组全体演职人员一直在忙碌不停,午饭都一起在现场吃。并且,这天风极小,基本上是没有风。大家在烈日的曝晒中进行拍摄,大部分镜头都是拍了好几遍才成功。不上镜头时,有的演员就利用车辆边和车底下躲避太阳的烤晒。不少人干脆就地躺下,让太阳烘烤。需要拍阴天的几场戏,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钟时才有几块云彩遮住太阳,紧接着大片的云朵飘来,张导演指挥着投入了紧张的拍摄。数百名群众演员也密切配合,一个多小时内,便连续抢拍下所剩的六、七个镜头。至此,影片的全部拍摄过程宣告结束,全体演职人员高高兴兴地聚集在高粱地里合影留念。

就在这影片拍摄的最后一天,也是拍摄镜头最多的一天里,还是因为扮演鬼子兵的人手太少,加上有不少演员上镜多,能穿插扮演鬼子兵的人手更少,急得张艺谋很为难。他同样安排了剧组内的勤杂人员和高密茂腔剧团的人员全部上场,人手还是不够。张艺谋便又一次找到我,动员上场救急,并说他已考虑好让我扮演一个很适合自己的日本兵角色。当我再次以自己不适宜扮演角色婉言谢绝时,张艺谋说:“你演这个角色没问题,也没有台词,不用做动作,就是持枪在剥人皮的汽车旁边一站,装出鬼子兵的气势就行了。你看那么多老百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上呢?就是看着你行才找你的,你老弟还是上吧。”

看到张艺谋那么真诚地邀请,我不好意思再拒绝下去。再说,我也不愿看到因人手不够而使他那种难堪的样子,就同意了。穿上日军服装后,张艺谋专门安排我站在鬼子用来剥人皮的汽车的右前侧,当持枪警戒的一个日本兵角色。我刚站上去一会儿就开始实拍了。那组镜头拍摄了约56分钟的样子,后来看电影时,我看到了那组镜头。

接下来,我又被安排参加拍摄鬼子兵逼迫老百姓糟蹋踩倒大片红高粱的镜头。这组镜头27日那天已拍过一些,这次拍摄要求踩倒的高粱更多,场面更大,我和茂腔剧团及剧组内那些扮演鬼子兵的人员,在距离高高伸出的摄影机长臂很远的地方,跟在一行横向足有百余米长的老百姓后面,做持枪威逼老百姓踩高粱的动作。实拍中,我看见剧团的同志们动作认真,很是到位,也就听到了前面老百姓回头喊怕被打伤的声音。

我所认识的张艺谋

说到电影《红高粱》就不能不谈张艺谋。说到底,尽管《红高粱》剧组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创作群体,是大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红高粱》的辉煌。然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张艺谋才得以实现的。可以说,《红高粱》从发现题材、酝酿创作,到联系小说作者莫言商定改编;从挑选演员、组成剧组,到选择外景地种植红高粱,都是由张艺谋主持操办的。就连影片插曲也是由张艺谋和副导演杨凤良作词并找了赵季平谱曲的。总而言之一句话,没有张艺谋就没有电影《红高粱》,没有《红高粱》也就不会有在1988年那个春天里中国电影首次登上世界影坛峰巅的辉煌。

我从后来的有关资料中了解到,就是这部《红高粱》,在19882月中旬举办的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力挫群雄,压倒了原被看好的苏联影片《女政委》和美国、东德等国家的重量级影片,赢得了11名评委的全票支持,一举夺得本届电影节的最高奖  “金熊奖”。在我订阅的《大众电影》1988年第4期上刊载的中国电影代表团专家写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介绍:“《红高粱》的首映,使电影节上的观众目瞪口呆,掌声证明了观众的狂热程度超出了苏联影片,是本届电影节上首次出现两次长时间的鼓掌。”翌日,西柏林的一大主要日报《晨报》对电影节的场面这样描述:“观众惊讶地、入神地望着银幕,他们不仅被强烈的画面语言所震憾,而且也为一种异国风格和感情的粗犷色彩而感到迷惘。电影节内外,到处是一片对《红》片的赞扬声,让所有人都感到对中国导演的敬佩。”以至于出现了“比赛接近尾声,人们竟无心再看最后的几部影片,翘首期盼的是新闻发布会”这样一种现象。223日电影节投票结束后,评委会主席用宏亮的声音宣布:“中国电影《红高粱》荣获金熊大奖”。会场上再次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电影节上的热烈气氛达到了极致。

由此我们可以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红高粱》的轰动效应,是标志着本届电影节成为中国电影首次跨入世界电影前列的里程碑。令我感到自豪的是,这部影片是张艺谋在咱高密的高粱地里拍摄的。

我在赴《红高粱》剧组采访的那些日子里,有幸同张艺谋有过多次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虽然每次时间都不长。因为他很忙,我不好意思打扰他的工作。采访期间,通过与剧组人员的多次接触交谈,使我对张艺谋有了更多的认知和了解,了解了他的一些趣闻轶事,他的一些成长经历和创造的辉煌业绩。这位以其超群的才华和卓越的业绩被人们誉为世界级电影大师的人,在拍摄《红高粱》时就已经被电影界内外称为“影坛怪杰”了。从与剧组人员的交谈中我看得出,他们对张艺谋导演非常崇拜,将其视为剧组人员的魂和力量的化身,认为只要跟着张艺谋干,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出来。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凝聚力,剧组人员才能够在张艺谋的带领下,群策群力,团结拼搏,把剧组锤炼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群体,写出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据剧组人员介绍,当年张艺谋对电影艺术的追求达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他当过插队知青,干过装卸工,而爱好业余摄影也就是从干装卸工时开始的。在家庭生活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他用自己卖血的钱买了一部照相机搞起了摄影艺术。靠自己的刻苦自学,靠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不懈奋斗的精神终于获得了成功。1978年,他在超龄两岁的情况下,被破格录取进入我国电影界最高学府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深造。198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干摄影师。之后,他在与陈凯歌合作的首部担任摄影的影片《一个和八个》中崭露头角,因表现出色赢得了电影界专家的一致好评。随后,他又在由他担任摄影的《黄土地》里大展才华。一举夺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柯达最佳摄影奖和法国南特鲁卡诺亚非拉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1987年,由他摄影的《大阅兵》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和意大利都灵青年国际电影节大奖。影片在香港首映后,香港电影界人士说,《大阅兵》的摄影艺术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

在表演艺术上,1986年,张艺谋在吴天明执导的影片《老井》中客串担纲男主角,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和故事片大奖,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这样,张艺谋自1982年起从事电影工作,到1987年执导拍摄《红高粱》,短短的5年时间里,他先后干了摄影、演员、导演三个行当,并分别在这三个领域中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

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当时据剧组人员介绍,从拍摄的整体水平看,估计也能拿个大奖,剧组人员对此充满信心。19882月,当《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首次亮相便引起轰动,一举夺得最高奖  金熊奖后,又夺得了中国第1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和第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怪不得电影界人士戏称说:“张艺谋简直成了获奖专业户”。

其实,《红高粱》一片在198712月由全国影协和《中国电影报》联合举办的试映座谈会上,就获得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认为该片堪称是电影艺术的一杯“醇美的高粱酒”。在影片的摄影、音乐、美工等方面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红高粱》一片除获“百花奖”和“金鸡奖”双奖“最佳故事片奖”外,还获得了“最佳摄影”、“最佳音乐”、“最佳录音”等多项奖励。以笔者之见,在国际电影界集摄、导、演于一身者不乏其人,但象张艺谋这样,样样干得出类拔萃,摄、演、导的影片能够连续在国内外电影节上夺得多项“最佳”桂冠者,恐怕也不多见。

张艺谋在电影事业上连续荣获大奖的成功奥秘,在1988年那个春天里一时间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怪才、奇才;有的说他把握住了机遇,是人生的命运之福。根据我在采访中的所见所闻,我认为上述说法各有道理,也是事实。但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我认为是他在干事业当中,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有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执着热切的艺术追求。每干一项工作都是百分之百地投入,从不马虎行事。

1987830日最后一天拍摄的众多个镜头中,有一组镜头是日本鬼子用残无人道的手段威逼肉铺伙计去剥人皮。肉铺伙计一再拒绝,遭到了日军翻译官和鬼子兵的痛打。拍摄这组镜头时,扮演日军翻译官的杜国光和扮演鬼子兵的高密茂腔剧团的演员们,看到扮演肉铺伙计的西影厂制片部的贾兆冀那瘦骨伶仃的样子,便不忍心打下去,连续拍了两三遍都不够理想。张艺谋导演便耐心地对他们说:“搞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装腔作势,花拳绣腿,是电影艺术的大忌。哪有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打中国老百姓时象咱们父亲打孩子那样的呢?追求艺术真实就不能凭感情应事。该打时就得像个真打的样子。”后来,大家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扮演肉铺伙计的贾兆冀那本来就瘦削的脸庞,却被打得火辣辣的疼。然而,当他看到镜头拍得很成功,导演很满意时,便高兴得和大家又说又笑。

从本人所见到拍摄的一些镜头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张艺谋对艺术精益求精,高标准,严要求,重质量的可贵精神。当时我就想,就凭张艺谋脚踏实地干事业的这种精神和要干就干出个样子来的这股干劲,拍出的影片一定是上乘之作。

采访期间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这位国际级电影大师曾两次为我签名和题字。第一次是在相处不久的一次采访中。我请他签字留念,他不但爽快地答应,而且别具一格地使用了一种非常漂亮的美术体,让人看起来特别潇洒和来劲。第二次是在又住了一些日子,摄制组在高密将拍完外景离开之前,在拍摄现场同他作了一番交谈后,他看我手中拿着采访本和签字本,便主动提出说:“郭老弟,我来给你题个字吧。”我顿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忙说:“那感情好,太谢谢你了。”随即将签字本递过去。他在签字本上端端正正的写上了“让世界充满爱  张艺谋”九个大字。后来潍坊市电影公司出版的《电影介绍》,在以“本报特约记者”名义刊登了我写的《红高粱》拍摄花絮的同时,还将张艺谋的题字及他和摄制组几个主要人员的签名一并在头版发表。在以后的这些年来,每当想起当年采访《红高粱》剧组的情景时,我就拿出这本签字本来看看。每当看到张艺谋及剧组其他人员的签名和题字时,一种自豪舒畅之感便油然而生。至今,我还完好地珍藏着这本有张艺谋、巩俐、姜文、姜武(姜文的弟弟)、杨凤良(摄制组副导演)、顾长卫(摄影师,后来也成了名导演)、赵云鹏(摄制组党支部书记、西影厂编辑处长)、李长庆(制片主任、西影厂生产处长)、小刘继、计春华(影片中反面角色花脖子的扮演者,曾在电影《少林寺》中饰演秃鹰)、杜国光(《红高粱》中饰演日军翻译官)等一批剧组主要人员给我签名和题字的红色塑料皮笔记本,将其视为自己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与张艺谋相处的那些日子里,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

这是摄制组在完成了高密外景地的拍摄任务后即将赴宁夏银川前的一天,张艺谋把我叫去说:“郭老弟,我们要走了,有件事情麻烦你给办一下。”我说:“什么事尽管讲,我一定尽力办好。”“请你想办法联系一下高密拒城河乡的孙运江和平度县的万雪堂,将他们各自写的电影剧本送还他们。是叫他们自己来取,还是给他们分别寄去,你酌情处理好了。你对二位说,我感谢他们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对我工作的支持”。说着他便把手中拿着的两大本手写的电影剧本递给了我。接着他说:“这件事我考虑由你来办最合适,拜托了。”我对他说:“张导演你放心,我会把这事办好的。”后来,我分别给二位写信寄去说明了情况,来取还是寄去剧本,或者是我给他们送去,由他们自己定。住了些日子,我便收到了二位热情洋溢的回信。平度县的万雪堂在平度县水利局设计室工作,日常中工作很忙,且住址不定。根据他的要求,我将他写的剧本给他寄还了。拒城河乡的孙运江是位老师,他来信之后又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来高密见了我,把剧本捎了回去。在化纤厂我的办公室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并招待他吃了饭。在那之后的一、二年内,孙运江又先后来找过我几次。后来,又收到他写来的三、四封信,我也都一一回了信。

电影《红高粱》二三事

记不得是哪家媒体在介绍莫言谈论《红高粱》时曾说过:莫言称红高粱是影片中的第一主人公。我没有验证过这句话是否真是出自莫言之口,但对此我是非常认同,认为这个说法非常贴切。你看,土匪劫道抢人、英雄救美女的故事发生在高粱地里;“野合”一场戏中“我爷爷”与“我奶奶”那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发生在高粱地里;日军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老百姓也是发生在高粱地里;伏击日军炸毁鬼子军车同样是发生在高粱地里。影片中自始至终展现着红高梁的雄姿。因此,说红高粱是影片中的第一主人公是很恰当的。

谈到这里,关于《红高粱》这部电影的片名还曾经有过一段几易其名的经历。据剧组人员介绍,一开始影片与原著同名叫《红高粱》,后来因有人说《红高粱》这个片名听起来象是一部科普片,便根据影片所述故事的发生地(孙家口村外胶莱河上的石桥一带)被当地老百姓称其为“青杀口”,加之九月九是酿造红高粱酒的日子,故起名为“九九青杀口”。当初我在拍摄现场见过场记手里举的牌子上写的及西影厂的厂报上登的也都是用的这个片名。拍摄结束后,笔者写稿在县广播站播出时同样是用的这个片名。后来,影片全部拍摄完成投入正式生产前,便又本着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再改回叫《红高粱》。细想起来,还是《红高粱》这个名字好,它更符合剧情和故事本身,并且在原作者莫言那里也更容易得到认可。

再者,我们从烘托影片主题的色彩看,也是突出了“红高粱”中的一个“红”字的。你看,影片开头,特大的片名在推出时整个银幕是红色的;中间,红高粱地里发生的“野合”故事,背景是红色的;结尾部分,“我奶奶”挑着担子给亲人们送饭被日本鬼子的机枪打死后,“我爷爷”和伙计们象疯了一样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随着几声巨响,腾起的烟火是红色的,整个天空和大地是红色的,成片成片的高粱也是红色的。并且,在其他情节中也大都用红色来烘托氛围。红色成为贯穿影片始终的主色调,这是张艺谋所刻意追求的。它充分表现出影片的丰富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说,影片的名字叫《红高粱》再合适不过了。

在谈到这部影片时,还有一种使我难以忘却的东西,也是每每看到这部影片时都令人心动的地方,那就是影片的音乐旋律和它的几首插曲。即由张艺谋、杨凤良作词,赵季平作曲的《酒神曲》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两首由粗犷浑厚,充满激情的男高音分别用合唱和独唱手法去烘托影片中所表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热烈高吭的环境氛围非常恰当,更令人增添了对影片的兴致。每次看到《红高粱》这部影片时,我都很注重欣赏一下这两首歌曲。特别是那由粗犷的五音不全的嗓音嚎出,被许多人称之为“嚎歌”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首歌充满着一种豪放的男子汉气概,听来让人激情奔放,荡气回肠。这些年来,两首歌经常随着影片中的场景一起在我的心头激荡,它与整体《红高粱》电影一同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在此也不防记下来,与读者一起分享。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

往前走,莫回呀头,

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十九哇,

从此后你搭起了红绣楼哇,

抛撒着红绣球哇,

正打中我的头哇,

我与你喝一壶哇,

红红的高粱酒。

《酒神曲》: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

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咳嗽;

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嘴不臭;

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杀口;

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

一四七,三六九,

九九归一跟我走,

好酒,好酒,好酒。

1988年四、五月间,当时《红高粱》在高密和潍坊市各县市区先后上映,各影剧院象过节似的热闹,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当时各级电影发行放映部门都把这部为咱高密和潍坊带来荣誉的影片的上映当作一件大事去抓,强化了宣传和广告工作,也收到了一定成效。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潍坊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下发的《关于做好<红高粱>影片发行宣传工作的意见》这份文件(潍影字198827号)。与此同时,在198842528日高密率先在潍坊市各县市区之前特别献映《红高粱》影片时,电影公司还专门散发了宣传《红高粱》献映的顺口溜式的广告纸,至今我亦完好保存着。上面有这样几句:

西影新片《红高粱》,一举捧回金熊奖。

小说原作是莫言,老家高密东北乡。

导演名叫张艺谋,不虚“怪杰”美名扬。

为拍电影敢玩命,来到高密种高粱。

主角“九儿”巩俐演,一炮走红露锋芒。

姜文当了轿夫头,装啥像啥演技强。

 

《红高粱》、《红高粱》,故事真实又荒唐。

黄花闺女嫁疯人,一帮轿夫决不让。

土匪拦轿抢“九儿”,轿夫头儿救新娘。

九儿看中轿夫头,可恨错嫁麻风郎。

回门又过青纱帐,巧遇轿头意呈祥,

高粱地里成好事,一个“野种”留身上。

……

今天,也将其抄录下来供读者欣赏。

 

后记

时至今日,采访《红高粱》剧组的经历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那一个个如泣如诉的动人故事,那一处处外景地拍摄现场的火热场面,剧组人员一心一意干事业的那种献身精神,时常在我脑际中萦绕显现。

凭着一种对《红高粱》的浓厚情感,我于今年4月以来,用了三个月中的全部节假日和星期天,才将这篇当年采访《红高粱》剧组的回忆文章写完并打印出来,心里感到就象完成了一件重大任务似的那样轻松和舒畅。这篇文稿就算是我赴剧组采访的一次回顾总结吧。稿件能在《莫言研究》上发表,一是为刊物增加点素材,叫读者多了解点《红高粱》剧组当年在高密拍摄期间的有关情况;二一点也是对当年尚希魁部长引荐安排我去剧组采访和李桂荣厂长大力支持的一个汇报,一种交待。虽然是晚了些,但也能慰籍一下笔者的心灵,以不至于因收获太少而欠帐太多;三一点也算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回报。采访了那么久,记录了那么多,总算是写出了一点东西,也是一种心理补偿吧。

愿广大读者同志能够多提出宝贵意见,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2009621于家中

(作者单位:山东银鹰化纤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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