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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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我是被饿怕了的人

时间:2008-07-15 12:51来源: 作者: 点击:
 

“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

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

色胆包天、狗胆包天”(图片由莫言提供)

在《檀香刑》以后,莫言告别了“我爷爷”、“我爹”上代人的魔幻传奇,把目光投向现实农村,以自身成长经历,用《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两部长篇小说描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巨变。

2006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变化。

除了宏大主题和对小说的观照,《生死疲劳》在艺术探索上也有奇特创新。莫言在小说结构上借鉴了中国佛教里“六道轮回”的概念,在形式上采取了传统小说章回体说书人的叙述方式,小说叙述者在50年里不断地经历着六道轮回,而视野却一直未离开他的家族和土地。

在这十几年里,莫言一直是中国文坛坚实的存在,在艺术上保持着令人惊奇的原创力,重新接通了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联系,用一部接一部厚重大气的作品,在一个商业化的时代,维护着作家的形象和文学的尊严。

2006年2月初,记者在北京莫言家中,对莫言进行了长篇专访。

 

农村问题:就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

 

记者: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贾平凹写了《秦腔》,你写了《四十一炮》和《生死疲劳》,你们为什么都会把目光投向巨变中的农村?

 

莫言:这完全是巧合,我和贾平凹差不多同时写了一部有关乡村历史的小说,这种写作的不约而同可能是一种偶然。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说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作家造成一种警醒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和农民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或者即将不存在了。像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提出几年内消灭农民的口号,当然不是在肉体上的消灭,是用一种工业化、城镇化的方式把农民这个阶层变成市民,变成商品生产者。在一种这样重大的时代背景下,我想对与传统乡村,经典的农民,这种眷恋、回顾,可能对作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可能是巨大的心理原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写今天巨变中的农村生活,在《生死疲劳》里塑造了一系列和土地相依存、同生死共命运的农民,也是对以工业化、城市化的方式消灭农民,可耕地面积大量毁坏、减少,以及农民大量的逃离土地等这些变化所持的一种态度。

 

记者:《四十一炮》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间十年里农村发生的让人目瞪口呆的现实变化;《生死疲劳》则把目光投向更远的50年,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写到新世纪来临。在这些作品里你想表达些什么呢?

 

莫言:经过十几年改革,农村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农村原有的价值观崩溃了,人们在精神面貌、伦理道德、人性上都有很大变化,人的欲望横流,甚至没有是非标准了,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起来。这种欲望横流已经到病态的地步,我写《四十一炮》就是想考察和研究这个问题。假如说人类的欲望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是会得到有规律的、有节制的、健康的发展。

《生死疲劳》里的50年是我们国家农村发展历史上最剧烈最重大的时期。中国的农村经历了无数个朝代,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完全一样的循环,农民有了土地,耕者有其田,均分土地,然后豪强兼并,兼并到一定程度,朝廷有时候可能出面干预,但是不解决问题,导致农民起义,然后推出一个新的皇帝,又一次均田再兼并,兼并到一定极端,又造反,几千年来实际上是循环。

共产党解放中国以后,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个时候的土地改革跟当年的农民起义领袖均分田地没有本质区别。只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搞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就是为了跳出这个循环,我们搞起了集体化。

这真是一场狂欢的悲剧,里面出现了无数的狂欢,无数匪夷所思的集体化、大兵团作战形式,确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壮观的奇迹、劳动奇观。谁见过成千上万农民在一块劳动的场面?我见过我参加过,我们是四个县的农民上百万民工在一条河上,在这条河上像蚂蚁一样,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震耳欲聋,拖拉机、牛、小推车,最先进的和最原始的,一起劳动。

事实证明这是一场巨大的闹剧,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到了1980年代再分地,这次循环和前面的封建王朝的均田兼并相比,就跳出去了。看上去回到了原点,实际上像马克思讲的社会发展规律一样,看去是一个循环,实际上她已经比原来高一级,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上升了。所以我觉得这50年可能是中国几千年农村变革史中最值得人们回味的一段历史。

你现在如果完全均分,把土地变成农民的私有财产,可以变卖,可以在上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愿种了就卖给你,再回到这种程度也不可能。将来再怎么发展?现在农民和土地之间的感情又淡漠了,农民又逃离土地了,但是下一个轮回是什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

中国的所谓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农民和土地是什么隶属关系,决定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态度和认识。我们有那么多关于乡村的小说,写了农民的苦难、抗争、改革之后生活的好转,写到了农民的恩怨情仇很多方面,但是都没有从根上来挖掘。

我们写到真正的农民,唯一不可回避的就是土地和农民的关系。《生死疲劳》就想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写一部半个世纪里中国农村的变迁历史。这也是对新中国文学史上象浩然的《金光大道》这样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一种呼应。

回过头来看,1950年开始土地改革,其实也是一种完全从经济出发而忽视人的感情的政治运动,随着极左政策的扩大化,我们当时在具体工作中也犯了不少错误,比如错杀了很多人。但这些行为,在当时被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

浩然的《金光大道》那样写也是有他的道理,我们当时读的时候也只能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进程,从私有向公有进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如果你违抗了这个规律,你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将被历史所淘汰的可怜虫,这是大家当时的认识。但事实是,历史发展证明了这是错误的。那时候我们从理论逻辑上来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要高级、更人道。

但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忽略了人性当中的私有欲望,忽视了人都是有感情的、本性自私的动物。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来羞羞答答地宣告了失败,忽略了对人的本性,对私有欲望的事实,单纯地从经济这个角度来进行所谓的改革,结果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浪漫的失败的事业。

 

记者:你怎么看待今天农村发生的变化?

莫言:80年代农村改革,土地重新分配,形式上依然是单干的,本质上还有是区别的,农民只有30年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土地改革之初,土地完全是是私人财产是不一样的,由于30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农民对土地又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感情。那时候农民这种为争土地闹出人命来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偷偷地挪动界石,为的是自己多占点地。

但这样的情况到了90年代后又发生变化,农村改革到了一个关头,一方面,每个地方疯狂地实际是不按自己的需要扩展各种各样名目的开发区,城市不断扩展,钢筋水泥把土地覆盖住,很多地方圈了一些地,所谓开发区什么什么的,结果变成了生满草的荒地,把宝贵的土地变成了荒芜的土地。

再一个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不稳定,农产品的价格相对越来越低,种植成本越来越高,农民辛苦劳动了一年,有时仅仅维持温饱。如果从经济上来说这是赔本的,劳动力是不算钱的,光水、化肥、农药、柴油、电力、种子等的投入就不得了,最后一算,粮食卖出的钱还不够这些成本钱。这样农民对土地又疏离了。而且可耕地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农村的闲置、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出现了上千万的农民工进城打工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农民这次逃离土地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逃离土地都具更深的悲剧性。但是问题怎么解决,谁也不知道。农民跟土地这种深厚感情的丧失是一个悲剧,如果没有真正热爱土地的农民的话,我觉得国家的发展是没有稳固基础的。我觉得人类总有一天要受到这次逃离土地的惩罚。而且我觉得一个奇怪的现象,我们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粮食怎么突然会缺乏呢,现在这么多的土地给掏荒了,大量的粮食浪费了,大量的大吃大喝、贪污腐败,但是我们依然有吃的。60年代粮食珍贵得像金子一样,我们专门有粮食库,毛主席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现在突然粮食不成问题了,好像大家都不吃粮食了。我觉得总有一天大家会受到这个惩罚的,突然说没有粮食了,让你感觉到处都没有粮食。60年代那样粮食到哪里去了,颗粒都没有,地里庄稼颗粒无收,到处找不到粮食,现在大家都不靠粮食活了?人和粮食的关系也就是人和土地的关系。

 

记者:科学进步,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嘛。

 

莫言:现代科学发展已经违背了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一种商业的利润鞭子抽打着科学快速发展,科学发展违背了科学的目的,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好,但是现在科学发展是为了金钱。我们这种电器产品,手机,迅速地更新换代有什么价值意义?为什么非要586奔三奔四,有什么意义?这是利润的鞭子在抽打,制造了无数不可消减的垃圾。

与此相对的是人疯狂膨胀的病态欲望,我的《四十一炮》里就是在批判人们这种膨胀的无法节制的欲望。自然经济下的农业生产观念,和商品经济下的农业生产观念是不一样的,商品经济下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利润和金钱,而自然经济追求的就是满足自我需要,满足了吃的穿的就够了,就可以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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